【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继承中国传统史学优秀遗产，大力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批判性借鉴国外史学理论和研究成果，推动当代中国史学走向繁荣，促进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认真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本期特别策划以“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建构”为主题，邀请部分国内学者就当代中国史学的遗产与传承、现状与成绩、趋势与前景等问题进行探讨，以飨读者。
中国史学要想在当今国际史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则应加强自身的话语体系建设，对中国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历史编纂学遗产的总结、继承乃至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重大的学术工程，需要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清末以降，在“西学东渐”之风的浸染下，中国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以西方理论为基本框架的近现代学科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色彩则在“西学”映衬下变得日益黯淡。事实上，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持续地展开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在当前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中国古代史学难掩其理论价值，不断展现出理论光辉。
20世纪70年代，公众史学（又称公共史学、大众史学等）在美国兴起并迅速发展。80年代末，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21世纪以来，公众史学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史学工作者在该领域投注了大量心血，相关论著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忽视中国史学发展具体实际、横向移植美国公众史学模式的现象也不免存在。如何构建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成为史学界必须思考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得以建立和迅猛发展。正如多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是两次大的理论研讨高潮时期，理论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在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进展，形成了系统性认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面临一些挑战，当然在这些挑战的背后，也蕴含着新世纪史学理论进一步飞跃的宝贵机遇。
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出现分流：自然科学追求发现和认识“未知”事物，形成“求是型学术”（Scholarship of Discovery）；人文社会科学注重解释和理解“已知”现象，形成“解释型学术”（Scholarship of Interpretation）。历史学的主要任务也逐步从“重构”历史发展到“建构”和“解释”历史。如今，随着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求是型学术”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在两种研究方法或认识论间架起桥梁，已成为诸多学科因应时代发展、寻求学科对话和提升影响的重要手段。对处于边缘化危机中的历史学来说，这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时代发展机遇。
“元史学”是近现代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从“元史学”的观念来看，现代史学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对“元史学”的不同建构和理解造成的，所以，探讨“元史学”的理论观念对于历史学科本身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此应该如何认识呢？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近些年来，在社会史研究勃兴的潮流中，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愈来愈多的学人把空间维度放在其学术视野的首要地位，认为地方史在社会史研究中最为重要，以至于出现了“以甲村为中心的考察”、“以乙县为例”、“某某制度在丙地”等以地域界分为特征的论文写作模式。这一模式已经生产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中占比较大的一个集群。这类学术成果的累积，虽然“还原”了局部的或地方的“原貌”，告诉读者一个好听的故事，在形式上看似秉持了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路数，但在这种学术理念指导下所暴露出的思想的缺位，则是误导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方向、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质量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必须进行深刻反思。
全球微观史不是仅仅将视野集中在所描述的个体的经历上，而是要将他们的经历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这样一种研究旨趣，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设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史学的演进有时表现为研究视角的增多和对新问题的关注。在这种意义上，从人地关系角度可以管窥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及中国史学未来之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