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族别跨界是文化交融的叙事体现 民间故事对比及创生

　　中华民族文化由56个民族文化共同培育而成。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共同”：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特征的科学而准确的概括和描述。

　　辽西地区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区位特色，位于蒙古高原与大凌河以至辽河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因明末清初以来蒙古族人口的迁徙聚居，又有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汉族民众迁徙于此，这个地域成为东北、华北与内蒙古之间经济、文化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同时，辽宁地区又是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的崛起之地，人口众多。满族与蒙古族作为同处辽沈地域的两个民族，在以往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密切的交往与交流活动，共同参与熔铸了辽宁农耕、游牧、渔猎等多元文化要素并存互融的地域特色文化。

　　在当前大力倡扬各民族文化交流，共同发展和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辽宁满蒙民间故事所进行的比较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齐海英一直潜心于满蒙民间故事为主的民间文学艺术探索和研究，他在主编《辽宁省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大系·蒙古族卷》（民族出版社2016年11月版）采录本基础上，又于近期出版了《辽宁满蒙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20年12月版）。这是一次艰苦的学术之旅。

　　开拓理论研究新方向

　　目前，关于辽宁满蒙民间故事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而二者的比较研究更为稀缺，仅有6篇关于某种具体故事类型，如天神、仙女族源神话及金马驹型故事的微观视角比较。满族和蒙古族同处北方，且有密切族缘关系，二者生计方式、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均有相近之处，同时又存在一定差异。这种相近和差异性并存的民族文化，在辽宁满蒙民间故事中获得了历史寄寓。

　　书中尝试提出一些新观点。例如，在论述辽宁满蒙民间故事传承问题时，提出探索民间说唱等艺术形式的辅助性传承、与宗教相关的口述传承等观点。再如，进行故事类型角度的比较分析时，首先从共性品格方面，结合满族神话《人的来历》和蒙古族神话《月中高娃》，探讨满蒙神话与汉族《女娲造人》《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及《搜神记》之“毛衣女”等神话传说之间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互文性。之后，又从“异”的方面结合满族《天鹅仙女》及蒙古族《月中高娃》等神话，辨析渗透于满族始祖神话中的“灵禽—先祖崇拜”意识、蒙古族始祖神话中佛助先祖诞生的崇佛意识，并结合萨满文化及山林生境文化，对满族“灵禽—先祖崇拜”意识生成的文化基因，进行追踪溯源的阐释。这些都是作者在扎实的田野考察基础上得出的，符合辽宁满蒙民间故事存在实际的创新性识见。

　　立足民族文化之根

　　民间故事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形象载体，包蕴着丰富而鲜活的民间文化要素及内涵。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就其根本研究指向看，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通的比较阐发，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宗旨。

　　全书体现了依民族文化土壤和背景而立论言说的鲜明特色。在具体的比较分析中，作者依托制度文化、伦理道德文化、民族精神与物质文化、生态文化等广阔背景进行科学而严谨的论述。如第三章第二节“部族祖先传说比较研究”中谈到，大量流传于辽西阜新、朝阳蒙古族聚居地区特殊的故事类型——清帝私访类民间传说。这类故事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讲述者与接受者为蒙古族民众，而故事讲述的对象则是清朝帝王，讲述者、接受者与讲述对象之间存在着族别跨界。二是故事中出现的清朝帝王已非史实化的形象，而是按蒙古族民众生存愿望重塑的符号化形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数量丰富的此类故事呢？作者沿民间文化之源加以挖掘，厘清了帝王符号形象所凝聚的渴慕明君情结、纾困解难情结、知恩图报情结、崇佛向善情结等民间伦理、心理文化意蕴之缘由。这种族别跨界的故事类型，本身也是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叙事体现。

　　作者在考察和分析满族民间故事中动物型“异类”人妻与民间婚姻伦理关系问题时，结合满族远古社会母系、父系话语权等文化背景，加以考辨论述。作者突出关注到此类故事中经常出现的男方家族“舅舅”的形象。“舅舅”形象是对“异类”婚姻的阻挠和破坏势力，是母系氏族家族权利话语的形象化符号，是民间伦理所否定的形象。其隐喻意义表现为，在父系氏族话语权利取代母系氏族话语权利后，以“舅舅”为象征符号的母系氏族话语权利余威在民间依然有所存留，并不自觉地影响民众的伦理认知。作者借“舅舅”这样的符号化形象意蕴的阐发，实现了由民间故事表象到深层文化根脉的反思与理论评判。

　　当代意识的延展化思考

　　满蒙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虽然是充满理论思辨色彩的学术活动，但它具有引导民族民间口传文学叙事资源更好地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效用，研究最终目的依然是服务于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和发展。作者有着清醒的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的意识，并把这种意识落实、融入作品撰述之中。这种融入和落实突出体现在作品第五章“补论——式微中的新生希望”中。在此章中，作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揭橥当下满蒙民间故事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危机，并尝试探究问题的症结所在。以此为基础，将笔触重点落在满蒙民间故事之新生路径与策略探讨上，提出了若干接地气的对策，如艺术表现形式和媒介的跨界转化传承，现代数字化媒体技术手段下的扩展传播，依托经济、文化活动的生产应用性传承等。

　　书中提出“接着讲”的民间故事新生策略。作者认为，仅凭对传统故事资源的承继，难抵时光流逝对民间故事传统资源的自然损耗，因此，在承继传统资源的同时，民间故事还应随时代不断有新的创生。而“接着讲”是基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使民间故事口传叙事形成当代延续的有效途径。如何“接着讲”？途径之一是传统故事叙事模式之下的“接着讲”，即“旧瓶装新酒”式的时代性创生，如新疆阿凡提故事的当代续讲。途径之二是非传统叙事形式下的“接着讲”，即“新瓶装新酒”式的时代性创生，如蒙古族民间智慧人物巴拉根仓在当代蒙古剧中的时空穿越等即属此类。作者对“接着讲”及其践行途径的论析，拓宽了人们对民间故事与时代发展关系问题的思考视野，对民间故事资源的适时衍生有助益之力。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