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潜研堂集·答问》云：“读古人书，先须寻其义例。”同书《秦三十六郡考》又云：“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钱氏之所以一再强调“义例”，因义例乃一书之总体设计，是读懂该书的指南。苟义例之不知，何谈真正读懂？何谈科学评价？

　　吕友仁以披读《五经正义》原书为幸、爬梳《五经正义》义例为乐，撰就50余万字的专著《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版），寻获12条义例。谈《正义》义例之书，国内以皮锡瑞《经学历史》为代表，国外以日人泷熊之助《中国经学史概论》为代表，并总结出《正义》的3条所谓义例。该书揭示的义例则有12条。

　　一是以追求正确阐释经旨为第一要义之例。西人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义》中的疏可破经、注可破经等可以与之媲美。二是经文自疑之例。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经学不是宗教，而是追求真理的科学。三是所选注家是指该注家的一家之学之例。这条义例，纠正了以往对“注”的狭隘认识。过去我们总是把“注”理解为注家的单一注解。例如《礼记》的注家是郑玄，就理解为“《礼记》二十卷，郑玄注”。实际上，这是指郑玄的一家之学，换言之，指的是郑玄的全部著述。不树立这种观念，当披读《礼记正义》时看到孔疏徵引的郑玄著作五花八门，就会大惑不解。四是注的生杀予夺操之于疏之例。《正义》中的注与疏谁为主谁为客？长期以来，人们潜意识认为注是主，疏是客。该书发现现实恰恰相反，注的生杀予夺完全操之于疏。五是以一家为主，旁及异闻，广采博搜之例。这条义例与许多学者的持论相反。惠士奇《礼说》认为：“唐人《正义》，据一家之说，不旁及异闻。”皮锡瑞《经学历史》也说孔疏“不取异义，专宗一家”。该书采取让事实来说话的做法，证明其说非是。例如在《〈周易正义〉征引注家考略》一节，考明其所征引的注家除王弼外还有郑玄等19家。六是注可破经之例。学界普遍持“注不破经”论。该书考明，《正义》中注家破经凡58例。其中，注家直言破经者凡31例，微言破经者凡27例。所谓直言破经，即注文直言不讳地说经文错了；微言破经是指注文对经文的正确性表示质疑。

　　七是疏可破经之例。从古至今，此例未见有人明言。据该书考证，《正义》中疏可破经之例凡八。八是疏可破注之例。自宋至今，持“疏不破注”说者，滔滔皆是。比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案著书之例，疏不驳注”；孙诒让《周礼正义略例》“唐疏例不破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孔冲远并疏毛、郑，疏家例不破注”；王国维《经学概论》“唐时学者，皆谨守旧注，无敢出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正义》解释注文，不得有所出入。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说注文是对的，这叫做‘疏不破注’”。该书统计《正义》中的直言破注凡77例、微言破注凡248例。“疏不破注”说，可以休矣。九是有疏须补注之未备之例。《朱子语类》卷一三五称：“汉儒注书，只注难晓处，不全注尽本文，其辞甚简。”《正义》设计此例，正可弥补这个缺陷。十是对选定的注家与落选注家区别对待之例。该书指出，《正义》中被选定的注家，享有两点优待：首先，注家说得对，孔疏自然予以疏通；注家即令说错了，孔疏也要予以疏通。其次，孔疏在指出选定注家错误时，语气平和，点到为止。十一是将落选注家的错误注解作为反面教材使用。该书以《尚书正义》为例：《尚书正义》中选定的注家是孔安国，郑玄是落选的注家。但纵观《尚书》学史，郑玄的《尚书注》曾长期立于国学。孔颖达编撰《尚书正义》时，历史的巨大惯性还在继续，郑注风头甚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错误的郑注指出来，恐怕还会谬种流传。孔颖达设计此例，可谓用心良苦。十二是在处理谶纬问题上有“各从其家而为之说”之例。所谓“各从其家而为之说”，意即注家信纬，就用纬来疏通；注家不信纬，就不用纬来疏通。《正义》注家只有郑玄信纬，其余注家如毛亨、孔安国、王肃、杜预、王弼等均不信纬。孔颖达也不信纬，他在《周易正义》中说：“纬文鄙伪，不可全信。”不仅如此，他在疏通郑玄的信纬时，往往拉上不信纬的王肃与之唱对台；在疏通不信纬的注家时，往往把郑玄拉来当反面教材，其实际做法之严谨，令人无可挑剔。而孔颖达的一片苦心，换来的却是不解甚至污蔑。欧阳修在宋仁宗至和二年给朝廷上了一道《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就是其例，幸亏未被朝廷采纳。皮锡瑞《经学概论》说：“欧阳修请删注疏中所引谶纬，如其言，则汉以后之说礼者不亡于秦火，而亡于宋明诸人矣。”可见问题之严重。

　　《五经正义》是中国经学第一要籍。程千帆《老学者的心声》一文中有云：“季刚先生晚年给研究生开课，有一门课他还没有开出来就去世了。非常可惜。课的题目很长，叫‘唐人经疏释诸经词例辑述’，专门讲唐人经疏解释诸经的条例。”所谓“专门讲唐人经疏解释诸经的条例”，不就是“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吗？该书作者可谓继承黄侃先生遗志，完成黄侃先生遗愿之作矣！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