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如何影响文物市场
2020年06月03日 09: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3日总第1939期 作者:尧育飞

  在近年中国艺术史研究风潮中,文物市场仍是值得开拓的领地。对大型收藏家项元汴等人的研究已催生诸多成果,但艺术品价格仍是不可回避的研究难点。就晚清上海文物市场而言,作为市场主体的买办和商人并未留下足够数量的文献记录。在存世文献的制约下,白谦慎将目光锁定到以吴大澂为中心的晚清官员身上。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一书中,白谦慎试图用三篇长文回答三个问题:晚清的文物市场怎样,身处其中的官员有何表现?维持收藏活动的信息和流转机制如何?官员收入如何影响其收藏活动?一言以蔽之:作为收藏家的官员如何搅动晚清的文物市场。

  在晚清文物市场上,青铜器、书法、绘画、拓片等品类虽因时局呈现波动,但整体日趋繁荣。通过分析市场各类文物价格及官员收入,可知官员有足够资本介入文物市场。顾文彬《过云楼日记》记载1870年购买宋拓《定武兰亭》和王翚《十万图》,仅需支付80两白银。1872年,李文田在江西购藏宋拓本《华山碑》,也仅支付300金。晚清市场不断涌现的时新碑拓,相对而言价格更为低廉,足够吸引各个阶层官员加入买方市场。翻阅晚清官员日记,事关金石书画收藏的记载随处可见,从高官曾国藩、翁同龢到低阶官僚杨葆光,几乎无人不牵涉其中。作为官员的他们拥有远高于社会平均财富的资金,作为文人的他们则有不可须臾离弃的文化需求,收藏活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官员卷入晚清收藏市场,既受个人文化需求驱动,也受文物被视作礼物参与市场流动的时代气息影响。苏州潘氏引以为傲的盂鼎,就是左宗棠赠予潘祖荫的酬报之物。在征伐太平军的战斗中,左宗棠曾蒙冤被告,幸得潘祖荫出手维护,方免于难。1874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决定购买盂鼎,报答潘祖荫之恩。重达153.5公斤的盂鼎,从关中运往京城,动用了数十名健卒,方成功送达。调动官方资源服务于收藏活动,是晚清官员从事收藏的又一特点。完成远距离的文物交易,涉及文物的信息、票号、运输等方方面面,晚清官员在此又得以利用帝国的邮传系统,迅速交流信息、交换物品,再利用各地钱庄和票号,完成大额交易。受邮传系统和票号交易的制约,参与远距离收藏活动往往也只能是官员。吴大澂由此具备典型意义。这位苏州籍官员并非顶级的收藏玩家,但参与了许多大范围的文物购买,并曾调动各种政府资源从事文物收藏活动。于是,我们不能不问,这样一位典型的晚清收藏家究竟愿意花费多少心力在收藏上?白谦慎初步统计后认为,1889年,吴大澂购买古董的花费在8500两至1万两银之间,而其收入则在3.5万两银左右。甲午战争以前,吴大澂的藏品如青铜器、玉器等合起来不足6500件,数量不少,但缺乏重器。不过,由于吴大澂学术眼光独到,故最终成为晚清藏玉第一人。

  类似吴大澂这样为学术而收藏的官员,成功搅动晚清文物市场。以学术研究为导向,旧的“玩物”种类得以扩展,不带铭文的玉器、青铜器在观赏之外也获得新的价值,传统金石学因之逐步转变为现代学术。由此看来,晚清官员不仅是文物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维系者,同时也是推动传统文物市场现代转型的关键。他们将现代学术濡染进整个文物市场,从而引领收藏风气。但在这一过程中,官员的藏品究竟有多少是通过购买所得?从官员们的文物账簿很少记载藏品价格来看,来自下属和同僚的赠送或是雅贿所得可能占据更大比重。倘若如此,晚清文物流通是否还适于理想的“市场模型”?此外,类似吴大澂、端方这样具备鲜明学术旨趣的官员,在晚清整个参与收藏活动的官员群体中占据多大比例?是否具备典型性?恐也值得商榷。这些问题,书中没有圆满的解释,值得继续探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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