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积多年之功撰成的《异闻集校证》（中华书局2019年5月版，以下简称《校证》），是迄今首部熔辑佚、校勘、考辨、汇评于一炉的“唐人选唐传奇”整理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日益精进，许多问题亟待更扎实深细的文献梳理才能解决。诗词散文、戏曲小说如此，与唐诗并称“绝代之奇”的唐传奇更是如此。《校证》广校群书，不仅澄清了诸多习以为常的谬识，还以文心叩文献，开启了唐稗研究的新大门。

　　辑佚校勘 正本清源

　　选择鲜为人知的陈翰《异闻集》来倾力校证，乃因它是现知唯一一种唐人选本，可让人从最具现场感的唐人视角近距离窥探唐稗“真相”。但该书不仅编者不详，文本亦早散佚。因此，《校证》与许多其他文本相对确定的古籍整理不同，它在校证前须先辑定篇目。所幸学界对此已有一定积累，《校证》依程毅中、方诗铭、李剑国三位学者所考，斟酌损益，终得40篇。选目涵盖千余年来妇孺皆知的经典，全书篇目得以重聚，堪称告慰古贤、嘉惠学林的徽音。

　　当然，辑出篇目还只复原了“菜单”，厘定文本才最紧要。《校证》谨慎为每篇作品选择底本，绝大部分以时代最早且近真的明嘉靖谈恺刻《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为底本。这一选择面对具体篇目时尚需斟酌，如《枕中记》，自鲁迅始多以《文苑英华》本为底本。但整理者经仔细比勘，认为“小说与文章各异”，仍以《广记》为底本。若遇特殊篇目，则因“文”制宜，别择善本。如《虬髯客传》，学界均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最佳，然《校证》指出，此本实源于陆采《虞初志》本，二者虽几近全同，但陆本仍有优胜之处，故改以陆本为底本。

　　如果把底本看作主食材，那么校本就是配菜与调料。《校证》参校本多达40种，大致可分三个系统：一是《广记》系统，整理者虽非致力于校理《广记》，然对其不同刊本、抄本、校本甚至朝鲜刊行的选录本等均尽量搜罗，一一勘校，在还原《异闻集》原文的同时，也理清了一些《广记》的文本问题；二是提供还原《异闻集》线索的《类说》，学界多用此书的明末刊本，但《校证》还使用了三种明抄本、一种清抄本以及一种日本选抄本；三是《醉翁谈录》《绿窗新话》，此二书成书较早，其文字之歧异足资勘验。以上只是一般的参校资料，《校证》在校勘具体文本时还能量体裁衣，精择校文。如沈亚之作品以传世别集入校；《周秦行纪》除别集外，还参校了敦煌文献；书中校文触处皆见的笔记小说、诗文戏剧、今人成果，均为整理者提供了多维触点。之所以要广罗众本，就在于不同版本提供的异文才是校勘的契机。比如《书异记》，《类说》明刊本中有“使我三十年在殡囗（墨钉）”句，李剑国据明抄本将墨钉改为“棺”字。然“在殡”成词，如《左传》云“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国语》又云“桓公在殡，宋人伐之”，原文文通义顺，整理者原以为不当补字；后参有嘉堂抄本作“在殡宫”，方知曾有抄本将“宫”误为“官”，后人以“在殡官”不通，遂改为“在殡棺”。为此一字，整理者反复核查，最终发现了“宫”—“官”—“棺”的错误链。

　　考证详慎 文心叩焉

　　校勘仅是清理文本的技术手段，作为内核的详慎考证，才是全书最精彩之处。其考证范围涉及篇名、作者、时间、地理、名物、制度等，凡有疑问处无所不考。比如作品篇名，一般研究者多会忽略这一“副文本”，然此正为整理者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校证》致力于梳理唐稗篇名的乱象。最经典的例子是早已写入文学史的《柳毅传》，该名实源于《广记》，而同时代的《类说》则题名《洞庭灵姻传》。《校证》指出，“《太平广记》除《杂传记》类外，录文多以主人公之名易原名，故并不可信”。而《类说》的命名之所以可信，理据有二。其一用他校法，发现唐宋文献均引为“洞庭灵姻”。其二是综合运用本校法与理校法，发现《广记·杂传记》类有《灵应传》一篇，而该书《杂传记》类命名基本未曾改动。《类说》还收录了《华岳灵姻传》，篇名与《洞庭灵姻传》写法相近，对这几篇作品，整理者仔细寻绎它们可以互证的联系。

　　除篇名外，名物考证亦颇见功力。如对《枕中记》“黄粱”的考释、对《李娃传》灵芝“一岁三秀”的辨析，既能推陈出新，又令人信服。当然，这些考辨在《校证》中均以与全书协调的简洁文言概括，其实很多条目背后还有广阔的讨论空间，整理者都有专文论述。

　　除延续经史文献考证的传统，《校证》作为一部小说校考之著，还充分考虑小说情节、形象、语言等文学性因素，致力于在考证中解决文学问题。比如《李娃传》中李娃对郑生的感情是否真挚，是20世纪以来的遗留问题。支撑李娃有负郑生的重要证据是与鸨母同设倒宅计，终致其乞食街市。若依《广记》所载，所言诡计乃是“娃谓生曰”，那么李娃确实亲口欺骗了郑生，但这又与前文“姥意渐怠，娃情弥笃”相悖。若依《类说》等三种版本所作的“姥谓生曰”，则知该谎言巧语当出于鸨母，即李娃和郑生同是被迫害者。可见《广记》原文不可尽信，《校证》之所以弃彼取《类说》，依据已不止于文献，还在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合理性。改“娃”为“姥”，积年歧见亦可平息。

　　以上所举，仅是《校证》以文心相叩、做有意义的文献研究之一隅。该书用考证方法梳理文学问题，以文学眼力厘清文献纷歧，堪称以文献为基础的文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的文献整理的典范。

　　汇评之功 惠及大众

　　校勘与考证主要在文本之内下功夫，而作为一部唐稗选本，若能在文本之外提供鉴赏路径，可能对较少接触唐稗的读者更有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诗词、戏曲乃至章回小说均有集评之例，但作为文言小说巅峰的唐稗却仍付阙如。《校证》爬罗剔抉，风钞雪纂，汇各家评点于一书，所辑资料凡十种，其中包括《艳异编》《虞初志》（七卷本）等明代评点盛行期的选集，还包括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中阅读《广记》的读书笔记、日本学者田能村评的《风竹帘前读》等成果。书中眉批、旁批、总评均予录入，几乎每篇均附评点。

　　这些评点对引导当代读者理解和赏析文言小说有良效。比如《李娃传》，该篇所集评语凡47条。《艳异编》在“姥意渐怠，娃情弥笃”上眉批云“一篇情节在八个字中”。如何理解？从前文可知，郑生初登门庭“高车金装”，鸨母对他极欢喜，甚至“目之为郎”。多年后，郑生“资财仆马荡然”而“姥意渐怠”，他才惨遭计逐，沦为乞丐。另一方面，李娃确实对郑生情感日深。最初，她对郑生这个“遗策郎”仅是一见钟情，尔后相处甚欢。但赶走郑生并非她的主动选择，作为未赎之身的她其实也是受害者。郑生落魄，乞食街市，她罔顾“母亲”严厉的逐客令，毅然重金赎身，帮助郑生重振人生，这也只有李娃情感“弥笃”才能解释。可见，《艳异编》的评语已揭橥情节核心。退一步想，研读“娃谓生曰”时若没有发现“娃”讹为“姥”的文献，只要仔细揣摩“一篇情节在八个字中”这句评语，也不难发现紧随“娃谓生曰”存在的问题。而《虞初志》在前八字所录的李卓吾眉批也说：“计出自姥则可，若说李娃合计，恐能为汧国者，未必如是。”可见，有了前人评点，不仅有助于更恰切地理解文本，还反过来有助于检验文献考证的有效性。

　　《校证》一书集文言小说的辑佚、校勘、考证、汇评于一体，清理文献，疏通文本，打通了小说研究在文献与文学之间的僵硬关节。整理者曾说“文献即是文心”，这其实也是研读《校证》、探索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的管钥。不过，除此之外，该书还有更重要的意义。程毅中先生在《序》中说，“小龙先生之校证，亦以古人治经史之法治小说”。唐传奇的成就、地位、影响、意义都毋庸再论，但由于学界尚存轻视小说的思维定式，以至现在我们所能阅读到的仍是千余年来传抄刊刻形成的文本系统，如遇讹误的文字，理解与阐释难免会发生偏差。这看上去似乎只是古籍整理宏观进程中的偶然疏漏，实际反映的却是传统思维与当下评判之间的罅隙。所以，整理者倾尽全力，以治经史之法校证此书，就是希望“为稗说争得与诗文分庭抗礼之整理程式”。相信《校证》的出版会让唐稗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成为大众古代文学修养的一部分；也希望文言小说这一丰厚遗产，会逐渐建立起新的整理规范，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重绽光芒。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