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立后，朱元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改进国家治理模式，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尽可能地消除威胁皇权的各种势力。其中，废除传统丞相制度是其重大的革新措施之一，影响深远。废相之后如何建立新的辅政模式，是一个艰难探索和不断改进的历史过程。尽管内阁制度正式形成是在永乐时期，但仍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难以定型，故学界有秘书机构、参谋机构、顾问机构、智囊机构、宰相机构等不同认识。

　　内阁不是传统相权的翻版

　　《明代内阁政治研究》（田澍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注重通与专的结合和体制之“形”与运作之“神”的统一，通过对“大礼议”和嘉靖至万历政局演变的精细研究，回应不同的学术观点。作者认为有明一代内阁始终受制于皇权，不可能独自挑战皇权。也就是说，朱元璋的废相之举对明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内阁的出现不是对朱元璋废相的反动，而是废相后全新政治空间中的产物。

　　其主要观点有：1.长期以来，学界将内阁阁臣与殿阁大学士混为一谈，通过细致考证，作者认为笼统地将两者互用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指出内阁正式形成后，供职内阁的朝臣应只称阁臣，而不能称殿阁大学士。因为殿阁大学士既可用于入阁者的头衔，也可用来褒奖忠孝或追赠有功之臣，具有多种用途。同时，阁臣也不能被随意称为内阁大学士，因为明代进入内阁参与机务者并非都具有大学士头衔。

　　2.针对明代阁臣人数，学术界有170、164、163、162和161人等多种说法，产生歧义的重要原因在于如何认定阁臣身份。作者认为判定明代阁臣的身份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进入内阁参与机务的真实经历。按此标准计算，经过逐一考辨，认为明代阁臣共有161人。

　　3.至于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作者没有简单采用传统的秘书或参谋等视角来认识，认为内阁有教育功能、筹划功能、补过功能等，但这几种功能的正常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皇帝勤政、皇帝亲信并尊崇阁臣、阁臣与皇帝保持接触、阁臣地位平等且彼此和谐相处等。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条件制约，特别是阁臣与皇帝关系的疏离，得不到皇帝的真心支持，使内阁的功能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难以转化为传统意义上的宰相权力。正由于此，阁臣对明代政治影响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总体而言，不论阁权如何变化，其受制于皇帝的基本格局未变，内阁不可能突破朱元璋废相的制度设计而走向相权化的道路。换言之，明代内阁不是传统相权的翻版。

　　嘉靖时阁权是内阁中的畸变

　　该书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通过对“大礼议”的研究专门探讨内阁的作用、阁权的运行、中枢决策、阁臣与皇帝关系等。通过研究认为，该事件是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前朝旧臣失败的过程，也是其被新任皇帝赶出嘉靖政坛的过程，为世宗恢复皇权和重建政治新秩序扫除了障碍，对此后的明代历史走向产生了极大影响。

　　同时，作者对所谓“嘉靖时期的阁权扩张是从杨廷和开始”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提出在“大礼议”中，由于杨廷和与世宗关系的恶化，不可能趁新皇帝立足未稳之际扩张阁权。被学术界所夸大的杨廷和在世宗即位之初的阁权，并不是内阁权力的扩张，而是杨廷和等旧臣选择忠于孝宗时所处困境的表现。正由于此，杨廷和的政治选择不可能成功，故此时的阁权是明代内阁发展过程中的畸变，而非常态。在正德、嘉靖政局的演变中，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不可能突破明朝坚固的政治体制而随意扩张阁权，更没有能力来挑战皇权。他们与皇帝的冲突乃至对抗只是政治观念的反映，不是阁权扩张的表现。相当一部分学者为了凸显杨廷和集团的正面形象，再三掩饰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驱逐、辱骂乃至暗杀的恶劣行径，把杨廷和的失败归结为张璁等人对世宗的“迎合”，无视杨廷和自己打败自己的基本事实。

　　反对“专擅”导致政治中枢疲软

　　书中同意明代内阁“鼎盛期”的说法，但认为进入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不是杨廷和，而是张璁。张璁等新生力量在“大礼议”中脱颖而出，并很快进入核心权力部门，利用与世宗的密切关系和特殊影响推动了内阁的改革，强化了阁权。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万历前期的张居正时代，前后60余年为明代阁权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期”。张居正病逝后，由于神宗主导的持续的“反张”活动，连带反对张璁以来不断扩张的阁权，使阁权进入疲软期，明代政治中枢弱化，阁臣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明代随着阁权的衰落而走向崩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将张璁与张居正进行学术意义上的对比研究。通过张璁和张居正与皇帝相知的途径、两者的政治命运以及对明代中枢政治的影响的比较，提出由于两人与皇帝关系存在明显差异，故各自的作用和遭遇大不相同。作为张居正的前辈，张璁能够面对政情变化而不贪恋权位，多次离职，进退自如，赢得世宗尊重，确保了政局平稳。而张居正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被动管教神宗，不愿离职，未能得到皇帝真正的信任与尊重，故死后遭到声讨与清算。

　　对于阁权式微与明亡的关系，作者也进行了回应，认为尽管明代灭亡的原因很多，但因反对张居正“专擅”而导致政治中枢的疲软是主要的政治原因之一。在张居正之后，“一个个阁臣在舆论的攻击中神情懊丧，决心与张居正划清界限，无人敢于担当。没有了政治权力的有效保障，没有了内阁的中枢支柱，明代便在后张居正时代迷失了方向，不可能将政治与社会引向正确的发展轨道”。同时强调，简单地将明亡的原因归咎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是偏颇的。他认为明代延续270余年之久，其治理国家的水平明显提升，不能因明亡之恨所产生的激愤而失去理性反思，更不能无视其国家治理成就而全盘否定明代的历史地位和创立新体制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