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新文化史理论推动下，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记忆史的研究，以探讨记忆研究之于文化认同与历史建构的意义；甚至，对记忆史的研究开始由重点关注个人记忆转向关注集体记忆对历史建构的价值，以扬·阿斯曼（Assmann，Jan）、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为代表的德国记忆史研究尤为典型。文化记忆怎样建构及其如何介入公共生活、政治领域，如何展现历史形象等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研究记忆行为对“过去的重新构建”的意义。
文化记忆与“功能记忆”展现历史“形象”
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认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御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据此，文化记忆研究需要探讨作为主体的人的记忆行为导向与精神情感的体验，及其对社会衍变的重要意义。记忆史研究者一般认为“记忆中的历史”往往是公众社会和意识的一部分，也是“国家的共同情感基点”。因此，以历史中的记忆为探讨对象与材料依据的文化记忆研究，必然要体现为一种或文本或仪式或象征的话语表现体系与符号组合方式，从而涉及文化记忆研究的历史维度、建构方式及社会文化价值。它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的“功能记忆”再现与建构历史事件，进而赋予历史事件以精神的或价值的内涵。
所谓“功能记忆”，是以个人记忆为基础，且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而获得的，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将其定位为：“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伴随着历史/记录、传统/传承等方式的巩固推进，个人的“功能记忆”在取舍过去的过程中，往往包含被取舍记忆背后所存在的当时使用的符号系统与寓意象征。这就使得“功能记忆”往往带有特定时期、环境或人群的“原有”烙印，使得“功能记忆”能够存在于不同记忆主体中，并依托诸如集体回忆、电视广播、公共建筑、纪念活动、文学创作再现等外在的媒介装置和文化实践加以展开。由此而言，文化记忆中的历史因素将在一定的固化呈现程序中有效展现历史的存在“原貌”，同时以作为主体的人来“选择—记忆”历史的生与死，从而形成“再现”历史的形式、特质及意义等表现系统。这种“选择”性得益于饱含情感（快乐或痛苦、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个体回想，以至于以“功能记忆”为主要形式来展现历史“形象”时，多少带有主观经验与客观分析杂糅的回忆镜像。因此，文化记忆研究主要是一种基于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及历史学等诸多视角而形成的带有跨学科性质的建构理论。
探寻集体中的“功能记忆”
作为个体的人如何集合成集体？或者说，作为个体的人的回忆如何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展现不同个体间共同的记忆特质？这种寻求个体回忆的过程又如何导出“集体记忆”的存在，以使“集体记忆”成为稳固团体的一种重要凝聚力？这时需要寻求“集体记忆”中具有身份认同与价值趋向的“功能记忆”，并通过探索“集体记忆”透过怎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来寻求相应“功能记忆”背后的符号及社会。也就是说将回忆与经验相联系，使“功能记忆”取得可进行价值塑造与表达身份认同的结构，是以记忆作为历史学科研究话语的重要前提，也是以记忆再现过去历史、以综合当下且面向未来的研究时所不可或缺的意义范畴，以便最终获得意义的实在成分。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每个人物和每个历史史实在进入这个记忆中变频成了一个学说、一个概念、一个象征；它包含了一个意义，变成了社会理念系统中的一个成分。”因此，寻找“功能记忆”的展现形式与象征符号系统，探讨回忆如何在不断重复的言说行为或阐述系统中得到固定，将是勾连记忆的深层结构与文化意义导向间的重要媒介。从这个角度讲，挖掘个人记忆的群体共同价值取向，寻求国家与民族等群体性行为主体的“功能记忆”如何进行自我表达及其对特定过去的再现意图，将有助于区分不同文化记忆自我建构的异与同。在此基础上，探寻集体性文化记忆如何在自我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建构，以获得社会认同、形成社会影响，亦有助于辨别制度化与“官方化”的回忆实践，对文化记忆建构的诸多行为进行意义钳制。
文化记忆史建构存在相对化问题
文化记忆研究不仅要厘清群体性或集体性“功能记忆”的身份认同行为与价值趋向，同时要寻求蕴含其中的特定象征符号系统。因此，诸如回忆、仪式、节日、电视图像、民族情感等诸多表现形式的群体化特征与公共性特质，就是探讨集体的文化记忆如何被表述、如何在与历史取得勾连的同时被“固定”下来等议题的重中之重。甚至，集体的民族情感所蕴含的共通记忆，往往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与多样的价值导向。这时，个人的回忆证据或集体的“功能记忆”将被置于具有特定情感与价值内涵的回忆框架中加以展开，从而造就了回忆的可塑性特征与记忆的建构特质。当这种民族记忆体现在被纪念建筑、博物馆展现甚至是电视电影的图像化“再现”、戏剧戏曲“展演”时，其间的“功能记忆”多半会促使文化记忆的建构具有民间多元视角的情感表达与“他者”视域，最终促使民族记忆的表达、个人身体记忆的塑造等记忆史多元研究方向遍地开花。因为对个人或群体记忆的压抑不仅不会促使遗忘，反而会导致相关记忆激发记忆者强烈的情感表达欲望而呈现出顽固的保存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或集体的“想象”意图、过程、方式及其情感导向，将加深对个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最终成为分析历史如何通过记忆的窗口进行国家形象构建，及获得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
据前所述，文化记忆的建构应重视多样化的媒介系统对于建构文化记忆呈现符号的重要价值，以便寻求个人或群体的文化记忆行为展开社会记忆的实践过程及其途径。同时，也应重视图像、文学作品的“想象”塑造及其他具有公共性特质的媒介借记忆的窗口塑造、构建历史意识的特殊意义，以便探讨记忆者的反思性观察视角对于文化记忆构建的参考价值。文学作品的回忆书写与记忆建构，如何基于个人叙述角度来展现与解释历史？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E.扬（Young，James E.）在《在历史与回忆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所指出的：这种文学记忆叙述“把见证人的活的回忆纳入历史叙述之中”，以至于形成有别于“官方”化宏大叙述的文化记忆建构方式，从而使文学记忆叙述者在保留历史体验的同时，也蕴含诸多回忆体验。而回忆的文化记忆建构意义在于，对回忆事件及相关社会内容的再现、批评及建构，将最终促使记忆叙述方式与理论导向的多种可能性。甚至，还可进一步探讨文学作品的记忆叙述与历史教科书旨趣异样的错误书写或夸大叙述等建构方式，对多元视角建构文化记忆的特殊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文化记忆史的建构往往存在相对化的问题，使得文化—记忆—历史亦会因差异化记忆叙述方式，而致使三者之间呈现出薄弱的互包互化关系。
媒体图像的历史展演塑造“想象的共同体”
如今，电影、电视等媒体图像逐渐成为探讨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切入口。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以“被展演的历史：博物馆和媒体”为中心，详细分析了媒体图像作为历史展演重要方式的建构价值。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近年来历史电影的“意外”受宠，更说明媒体图像能够成为一种发挥“寻找回忆一般性的、尚存留于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和潜在意义”的重要凭借；但电视、电影等媒体图像在寻找、再现历史记忆的同时，不可避免要受到娱乐性的干预。因此，媒体图像的历史展演以“活着的历史”形式重新演绎历史时，虽然能够促使时人以“亲历历史”的方式进行历史复原，从而唤醒时人的历史记忆、进而促使集体的历史“想象”在媒体图像中再次被激活，有助于找到合适的“可清晰传达的方式”来表现社会中的记忆，以便最终在媒体图像中塑造出超越个体的“想象的共同体”。但媒体图像的社会记忆展演，可能存在“一种娱乐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纪念活动当中来”等情形。因此，媒体图像视域下的文化记忆建构，并非完全是“记忆中的历史”，而是展现作为当下公共生活和意识组成部分的想象的历史，从而满足世人在“想象”中建构国家形象与民族记忆的个性化需求，以便探讨“集体的想象”如何不断被“新的图像再次激活”，最终获得打破和消解传统历史的感受。由此看来，媒体图像的文化记忆建构窗口，能够进一步观察“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使得历史事件在媒体图像视域下能够以想象、娱乐、体验、评判等方式而不断被建构与解构，从而将历史事件或社会记忆置于当下社会中加以体验与评判。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综合研究”（18CZW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