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终结：基于社会成本与城镇化背景的考察》（刘成斌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1月版）是继《农民的终结》《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之后又一“终结体”著作。与后两者对农民与村落的逻辑性终结不同，《农民工的终结》试图从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成本及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视角来回答农民工的终结，即思考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与中国城乡未来发展的关系。

　　个案及其超越

　　社会科学研究尤其经验研究需要讲究方法，但目前学界对方法的重视往往集中在技术层面，对方法论的认知和讨论明显不足。个案研究路径在农民与农村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作者在序言中直接抛出方法论的问题：学术界研究的分析预测和解释能力不理想的原因，“首先与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有关”。采取村落民族志方法和一般农村调研方法为主，导致研究结论多以个案经验和直觉经验为基础，这样的研究恐怕难以避免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以偏概全”的误区。农村社会学研究可以停留在村庄个案研究和一般经验研究之上，但更需有方法论的超越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要引入实证的研究方法。在个案的过程性分析与量化路径的结构性分析相结合的背景下，一个值得学界同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个案研究与其他方法的连续对接整合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避免个案研究零碎化的状况，进而推进中层研究。

　　该书采取经验驱动的研究路线，以定量研究技术为主，辅以定性的人类学观察与访谈，以尊重经验事实、分析社会逻辑为宗旨，是一部尝试超越个案路径的“终结体”研究。作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辅以访谈，4年跨越7省对农民工、大学生、村民、村干部以及服刑人员等进行深入调研，基于流动的社会成本与城镇化发展趋势这一背景考察农民工问题，最终得出“城镇化与回流是终结农民工体制两个方向”的结论。

　　消除过度打工的负面影响

　　书中提出“过度打工”这一概念，认为当前的打工超过了其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本应有的地位与功能，对农村甚至全社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比如，留守儿童的恶性事件频发，农村及城市中流动人口犯罪率上升等，目的是反对农村劳动力尤其主要劳动力过度外出打工，主张“农民工在价值导向上应该回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回流对其本人、家庭、社区与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公共建设等各方面形成的影响，提醒我们重视农民工回流对于成立规模农业、形成现代性村庄风尚的积极作用。

　　在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经济结构下，乡村在强势的城市面前确实容易让人感觉走向衰落与消亡。40年前，改革打开了城乡间流动的闸门，摆脱束缚的农民通过流动释放出巨大活力，也导致了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过疏化和空心化。一些学者认为，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的推进，小农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最终将走向终结，似乎村落与农民也面临着终结的命运，而城市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归宿。书中提出，城镇化是其中一个发展方向但并不是唯一，因为回流而实现乡村振兴也是一个方向。城市化的力量可能会“消灭”部分村庄，但无法让所有村庄走向终结，而且小农生产也不会走向终结。

　　候鸟式“农民工的终结”

　　让农民工享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政府和社会责无旁贷。作者基于整体观立场，从回流建设振兴乡村、推进城镇化两个维度，阐述了规避农民工流动风险的社会操作路径。书中指出，回流与城镇化这两种路径均不可偏废。农民工问题的长期延续让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要求国家尽快改变城乡分治，加快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消除造成城乡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担当起农民工“终结者”的责任。

　　围绕流动的社会成本与风险的终结，书中既阐述了农民工回流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也讨论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购房、家庭化流动等趋势。作者所说的“农民工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候鸟式“农民工的终结”，即流入城市与回流归村这两种路径，是对中国最大的人口钟摆式流动的终结。

　　该书旨在从数据抑或个案访谈中走到社会结构中去理解社会宏观规制与发展趋向。因此，农民工的生存境遇、生活画面及发展图景都是该书关注的重点。正如孟德拉斯所说，农民的终结并不是不存在农民了，而是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农民工的终结不是简单指农民不流动务工了，而是呼唤社会终结农民工的不平等社会设置、不平等的付出收获分配体系、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信，农民工若能得到实质性终结，这将是历史的进步、未来的进步。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湖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