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惠玲:数字人文——在跨界中实现交融
2017年12月21日 08: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21日第1357期 作者:冯惠玲

  计算机生来的使命就是应用,70多年来它在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应用难以悉数,而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命名的数字科技与人文学科的结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引人注目。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此为题的学术研讨会、论著、实验室、研究中心、专题项目日渐扩展和升温,“数字人文”从一个极为专门的领域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们,用不同方式探究这个新兴领域的内涵、功用、特点和价值,拥抱者、观望者、质疑者用不同的眼光和态度关注和参与其中。新近出版的《数字人文》([美]安妮·博迪克(Anne Burdick)等著,马林青、韩若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作者们是数字人文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们将各自多年的探索和思考加以凝练,又在相互碰撞中予以提升,对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给出有延展的理论解析,其中很多富有哲理的论点,给读者带来思维的乐趣和启发。

  为人文学术复兴提供难得机遇

  数字人文是什么?现有定义和诠释林林总总,并无共识。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方法论和交叉学科,而该著将其界定为一种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模型,表现为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知识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等活动。人文学术与计算机科技原本具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前者充满了主观、模糊、情景、情感和偶然,故而以质性研究为基调;后者立足于标准化、结构化、规律性和消除不确定性,长于量化处理。二者相遇产生了许多奇妙的化学反应,从浅表到深处,从基于文本的人文计算到网络时代的多媒介表达,年轻的数字人文在迭代中不断改写着自己的边界和功能。

  人文学术和数字科技的结合意味着什么?不少人看到,这是人文研究方法和数字科技应用范围的扩展,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对接,而该书作者认为,二者结合可以媲美曾经发生的伟大文化转型,例如从卷轴书变成翻页书,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等,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超越历史和媒介的创建知识和意义的路径”,为当代复兴人文主义学术提供了难得机遇。二者结合推动了多种意义上的对话,包括跨越既有学科界限的对话,跨越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界限的对话等。

  助力人文学术实现“轮廓重绘”

  对于传统人文学术而言,数字人文“可以有效解决学术原子化和无关联问题”,借助新媒介所拥有的多样性和可扩展性,通过设计、计算、分析、可视化等手段重塑和改造人文知识,为学者提供更多差异化、规律性、宏观性、趋势性研究的可能和线索,从而扩展学术疆域和潜力,使学术领域实现“轮廓重绘”。对于数字技术而言,在注入人文主义价值观和方法后功能更加多元强大,更符合人文学术的本质特征,“可以处理跨越媒介、语言、地点、历史的不同问题”。数字技术工具不仅是承载和处理内容的形式,其本身就承担了认知界面、内容表达、知识导航与传播的实质性功能,可以引导、扩展甚至改变学者的研究习惯,如书中所言,我们在塑造平台、工具和技术的同时,这些平台、工具和技术也在塑造着我们。

  对于人文教育而言,数字人文倡导大学成为灵活可变、可渗透的智力空间的一个结点,促使学生参与知识的过滤、挖掘、解释、关联和再演绎,在多维知识版图的游历中,增强批判性、推测性、创意性思维和设计能力,培养既能广博也能深究的“刺猬狐”。对于出版和学术评价而言,作者最看重数字人文带来的迭代式版本与合作机制,数字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不再是最终版本,而是处于不断迭代过程中的更新N版,新的知识和发现可以随时补充进来,而数字人文成果的大部分作者将从个人转变为跨领域学者的合作团队,随之而来的成果形成过程、署名方式、著作权、评价标准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知识生产和评价规则、人文学术生态将随之发生变化。超越这些具体领域,作者认为数字人文将波及人类的社会生活,它所携带的开源文化和知识共享理念将推动大众的知识创造参与度,孕育更多更开放的知识共享公共平台,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和个体生活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与人文方法一体化成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数字科技和人文学术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到一起,各自扮演什么角色,这场“联姻”未来的走向、性质和生命力会是怎样?质疑者担心“某些数字人文倡导者的极端立场形成对传统人文核心价值的挑战乃至颠覆,如轻文字重图像,轻思想重制作,轻创作重编码”,架空思维体验和文字表达等人文研究与教育的精髓,最终消弭人文精神和人际交流。

  面对这个关涉本质的问题,作者不惜笔墨,在各个章节不同议题上均有所议论,基本思想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强调二者的一体化成长,“数字人文不是在数量祭坛上牺牲质量,而是质量与数量的融合”;“数字技术与人文方法必须展开对话而不是互相反对或排斥”,数字人文工作者需要在数字与模拟的分水岭之间灵活切换,将“二元对立”的实践逐渐融合为连续、无缝衔接的工作流程,因为数字人文的收益无法仅从数字技术或传统方法的单一途径中获得。二是主张以人文主义为指导和灵魂,数字技术积极吸纳和体现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研究目标和方法,“将这些人文研究的本质性特点引入数字环境”,“创造和使用根植于人文传统的关注点”,设计开发能够突出人文核心概念的工具,形成“人文感性”,才有可能在本体论和社会性层面塑造知识,完成数字与人文的实质性有效性连接。三是建议双方在结合过程中放弃自我固守,欣赏和吸收伙伴的长处,在相互接近中适当改变自己,获取理解和互补。事实上,如今的数字人文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如作者观察,人文主义者已经“迁就”接受了计算的流程方法,数字计算也被人文主义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将模糊、解释、偶然、关系结构及不同路径嵌入计算中。

  眼下,跨界之事遍及四处,得到越来越多的接受、认可和赞扬,但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数字人文孕育、萌芽、产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上述三个问题乃至更多的争议和未知至今见仁见智,其他领域的跨界项目也大都逃不出跳不过这些问题和状况。《数字人文》中跳跃着的有趣、开放、富有蕴含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以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哲学思维可供我们继续思索玩味。就像两情相悦的恋人结为连理也需要理解与沟通、尊重与磨合一样,跨界,不仅需要确定的目标、穿透事物本质的眼光、审时度势的理性、处理相斥相容相加的智慧,还需有超越既往的抱负和勇气。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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