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在文学史撰著中举足轻重，它虽然仅是文学史的外在形式，却影响到其内容表述。较为常见的文学史体例是“时代概论+著名作家生平+著名作品介绍”，这种模式容易造成写作受限，既不利于在以往研究中加入新鲜材料，也较难清晰流畅地呈现史的整体脉络。因此，文学史撰著应具有多样化体例和不同写法。曹道衡先生在这方面做了自觉思考和有益尝试。

　　改革注释

　　先生从事文学史研究50余年，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南北朝文学史》（与沈玉成先生合著）、《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至少开创了两种体例：一是正文与以第一手考证内容为主的注释相结合。经统计，前部著作全部299条注释中，直接引用的不过58条，其余241条皆是二位先生亲自考证所得。另一种体例是从史的角度呈现文学史发展的环节、脉络和关键节点，以文学史各阶段的总体情况为讨论对象。这是后部著作所作的探索。

　　《南北朝文学史》的体例创新主要体现在对注释的改革上。注释是一种常见形式，一般用来标注文献出处。该著扩大了注释体例的功能：它并不是为注明文献的卷数、页码而存在，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文献考证内容，甚至其本身就是文学史的小片断，学术价值不亚于正文。这部文学史所具有的史料学根基和专题研究的源头活水，在注释中可略见概貌。

　　加入“史”料

　　先生在写完《南北朝文学史》后，一直感到它在体例上仍存在局限：虽然在史料和专题方面有诸多称道之处，但在史的脉络上其实并不流畅，也不利于完整呈现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因此，1995年脱稿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就建立在此反思基础上，寄意于更清晰地展现文学史各因素及其相互关联。

　　越到后来，先生史的观念也越强烈。他说：“文学的发展正像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并不是直线上升的，总有许多曲折、停滞甚至倒退。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这样的曲折过程，却只是前进中的一个环节，有时在某些看来是停滞或倒退的现象后面，却酝酿着后来繁荣的枢机。研究者的目光不能局限在某些传诵之作或名气极大的作家身上，还应注意到某些产生作家和作品较少的年代，研究和探索其衰落的原因，及这个时代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这部著作中，先生以历史过程为讨论对象，以探究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影响为目的，分析影响文学史发展的多个因素，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地域和学术思潮变迁与文学发展间的关系，最终完整呈现南北朝文化传统的形成、变迁、对比以及相互融合的过程。虽然不以文学史命名，但该书从体例和内容实质看，堪称真正意义的“文学之史”。先生借历史叙述的方式，深刻讨论了过去“作家+作品”模式的文学史所无法展开的重要话题。比如，时代的思想史发展脉络、文学现象产生原因的最早追溯、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等，真正找到影响文学史发展的各种“伏流”，并实现了一种“通观”。正如先生所言：“如果我们站在‘史’的角度来考察南北朝文学，便不能把眼光局限于盛衰的现象，更要着眼于盛衰的原因。”

　　多方积累

　　要做以上研究，必须要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先生酝酿了十余年后方才下笔：“早在《南北朝文学史》脱稿之初，我就颇觉意有未尽，应该把自己的那些浅见提出来向大家请教。但限于自己的水平，又觉得‘兹事体大’，要涉及文学、史学、经学、哲学以至宗教的广泛领域，同时还要上溯先秦汉魏，下及唐代。对这些知识领域来说，我的学力就显得很不够了。因此多年以来，迟迟不敢下笔。”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也源于先生多年的思考。比如，其中探讨的汉人《易》学与道教的关系：“当我在阅读道教典籍《太平经》时，深感其中思想和汉代的《易》学颇有关系。后来读了宋人朱震的《汉上易传》和近人尚秉和的《焦氏易诂》，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再如，“坞堡”与文学关系的解读，是先生发前人所未发的一个论题。他自称这是来自于多年前阅读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的启发，之后通过阅读《宋书·王懿传》《魏书·王播传》，才增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心。

　　先生的这些讨论，绝非得自于一朝一夕。正由于建立在如此深厚的积累之上，《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在体例上的探索才十分成功，这是一部将汉魏文风的转变、南北文风的异同，展现得十分清晰的文学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