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社会将自我看作具有独特人格和特性的个体不同，中国社会更注重社会自我，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中的个体更易受他人影响，同伴群体的影响也更大。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婚恋观念及代际关系模式变化，父母双方或单方缺位在减弱家庭对青少年发展影响的同时更加凸显了同伴群体的重要性。但是，当前相关研究主要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为背景，鲜有来自东方社会的研究。在我国，一些学者基于同伴群体和同伴互动的视角对青少年发展进行经验分析，但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而几乎没有对社会经济行为、身心健康的关注。事实上，同伴群体对青少年社会经济行为、身心健康的影响较对教育的影响更大。此外，已有研究的关注重点在于对同伴效应进行因果证明，而对社会政策应用、以同伴效应存在方式为分析焦点的意识不足。
同伴效应：为理解青少年发展提供重要视角
家庭是人性的养育所，但青少年却常常处于同伴网络中，有着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亚文化”。毫无疑问，家庭对个体年幼时最初的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后来逐渐减弱，被同伴群体影响所取代。同伴影响主要经由内生互动和外生互动两种途径发生。前者指个体行为随着所在群体成员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如青少年是否吸烟受其班级同学吸烟行为影响；后者指个体行为随着其所在群体成员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如青少年是否吸烟受其班级同学性别构成影响。这两种途径代表着不同的分析路径和政策含义。
同伴群体与同伴互动为理解青少年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众多学者致力于分析同伴效应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这种分析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同伴效应与教育，主要探讨同伴群体对青少年学习成绩、教育期望、不良学习行为等的影响；二是同伴效应与社会经济行为，包括政治参与、社团加入、职业选择、消费娱乐等；三是同伴效应与身心健康，包括饮食失调、肥胖、睡眠、焦虑、抑郁等。由于个体的社会交往边界具有模糊性和隐秘性，研究者往往只是在假定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收集与观察。这种收集与观察又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研究的方便性，因此具体研究常以邻里、宿舍、班级、年级、学校等作为同伴群体的界定或选择。相关研究结论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跨样本研究结果具有不一致性，即随着研究样本的不同，同伴效应对青少年的影响性质存在差异；二是同伴效应具有明显的情境差异，对青少年不同行为的影响强弱不同。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同伴群体对教育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要小于对社会经济行为和身心健康的影响。
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何以可能是核心问题
跨样本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和情境差异促使研究人员对同伴效应的存在方式及理论模型进行反思。研究重点逐步转向探索同伴群体对不同性别、年龄、种族、认知、自我控制力个体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以及群体同质性、群体凝聚度、群体规模等群体结构性因素对同伴效应的发生是否具有调节作用。这类研究可被称为同伴效应的非均等性或异质性分析，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同伴群体是否对所有成员具有相同的作用”。但理论上，同伴效应的非均等性分析还应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即群体成员是否对同伴效应形成具有相同的影响力——是所有个体均匀发挥作用，还是某些个体发挥主导作用。例如，中小学生教育期望是受其所属群体成员平均的教育期望影响，还是主要受群体高、中或低教育期望者的影响？进一步，群体成员平均教育期望，群体高、中或低教育期望者对不同个体的影响性质和大小是否存在不同？这正是同伴效应从理论研究到政策应用的基础，是通过社会干预降低或消除同伴消极因素、建立或增强积极因素，从而形成最优同伴构成，引导、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何以可能是同伴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此，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空间或社会距离的接近。但这种接近并不能直接解释同伴效应的发生，研究人员必须搞清楚其背后的社会过程与机制，才能不断理解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基于认知发展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影响理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等的分析将这一过程和机制指向了四种可能。一是认知性影响。它指个体与同伴的互动将促进其认知发展，提升或改变个体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与认识，进而使其行为方式等发生改变。二是规范性影响。它假设每个群体都存在一种主流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对群体所属成员产生一种直接的压力感，并形成同伴效应。三是信息性影响。当个体认为他人拥有自己所不知道的信息而听从他人意见、采取他人行为、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社会选择时就反映了信息性影响的作用。四是资源性影响。它指的是群体成员在集体和个体层次形成的资源共享对群体所属成员的影响。其中，规范性影响具有直接性，即群体规范直接导致群体成员的行为相关性；而认知性影响、信息性影响、资源性影响则具有间接性。
正确利用同伴效应乘数原理可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挖掘因果机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科学知识积累的核心。但同伴效应的因果证明却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群体相似性，即处于同一群体的人往往具有相似的特征与行为，常被看作同伴群体对个体行为结果发生影响的证明。然而，经验观察到的群体相似性并不必然是群体成员相互影响的结果。比如，男性艺术家都留长头发，那么我们可以说男性艺术家都留长头发是因为他们相互影响的结果吗？未必。个体社会交往具有选择性，因此男性艺术家都留长头发也可能是选择的结果，即自身倾向、喜欢、愿意留长头发的男性艺术家相互选择，形成了都留长头发的男性艺术家群体，而非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对群体相似性现象至少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影响效应，一种是选择效应。而影响效应和选择效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过程。但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数据的非实验性，研究者很难保证样本的随机性，无法控制个体社会交往的选择性，因而很难区分影响效应和选择效应。也就是说，研究者经验上很难证明同伴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具有因果性。
此外，社会互动还具有同时性，个体行为与其所在群体成员的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假定同伴效应存在，那么这种影响也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很难区分个体对同伴群体的影响与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在具体研究中，假定群体中的A和B是相互影响的，当研究B对A的影响时，我们很难排除A对B的影响反过来影响A自身。这一问题的本质是解释变量连带地由因变量决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使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模型将产生很多问题。因此，需要在统计模型或研究数据上加以改进并进行理论的分析与建构。
同伴效应具有社会乘数特征。这就意味着，针对少部分人的公共政策及其效应会通过同伴互动而放大。也就是说，在各方面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正确利用同伴效应的乘数原理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因此，加强同伴效应研究，理解和把握同伴群体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及其存在方式、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与相关制度的制定中引入同伴效应与同伴治理的视角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