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和流动趋势明显。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670万，增加到1990年2135万，之后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2.2亿和2015年的2.47亿。尽管近几年流动人口增速有所放缓并趋于稳定，但其总量依然庞大，流动人口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能忽视。就全国而言，2010年广东省流动人口的规模超过3000万，居全国首位。与大量人口流入的广东省等东南沿海省份相对应的是，很多省份处于人口流出和迁出的状态。在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形势之下，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广东省历年统计年鉴。

　　人口迁移和流动重塑人口空间格局

　　人口增长可以分为迁移增长和自然增长。在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人口变动三大要素的生育、死亡和迁移对人口增长的作用一直在发生变动，各个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大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具体来说，在人口转变的早期阶段，生育和死亡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阶段，生育和死亡对人口变动的主导影响作用让位于迁移和流动。

　　以广东为例，广东省常住人口的增长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83年的5501万增加到2000年的8650万，人口快速增长；2000—2010年间增加了1790万，人口增长速度减慢；2010—2016年间增加了559万，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减慢。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迁移和流动的增长曲线与总人口的增长曲线基本吻合，而由生育和死亡构成的自然增长对总人口变动的影响有限。可见，流入和迁入人口主导了广东省的人口增长趋势。与常住人口的增长变化阶段相一致，人口迁移流动对广东省人口增长的贡献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3—2000年，迁移流动人口增长的规模和贡献整体呈上升趋势，在1992年首次超过自然增长；2000—2010年，迁移流动人口增长对总人口增长贡献在经历了短暂的下降之后逐步增加；2010—2013年迁移流动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其整体贡献率下降，直到2014年开始有所回升。

　　通过模拟无人口迁移流动的假设情形，并与有人口迁移流动的现实人口进行比较，可以评估人口迁移对人口总量变动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流动和迁移人口使得北京市的人口在1990—2000年间增加了530万，在2000—2010年间增加了377万。人口的大规模增加对当地人口的影响和形塑是巨大的，有些区/县已经呈现出“人口倒挂”现象。

　　人口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变动势必影响到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分布呈现出由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口分布较为均匀。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在东部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占比也由1990年的37.67%增加到2015年的41.46%；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占比不断下降，2005—2015年间，中部地区常住人口下降了0.8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常住人口下降了1.01个百分点。可见，迁移流动对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口迁移和流动改变了流入地的性别比

　　流动和迁移人口的性别结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表现有所不同。受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分性别死亡率等因素的影响，迁移流动人口的增加会影响流入地的性别结构。而流入和迁入人口带来的性别比的改变又对本地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婚姻市场等产生影响。

　　由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同以及职业性别隔离的存在，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并不相同，因此其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通过模拟无人口迁移流动的假设情形，并与有人口迁移流动的现实人口进行比较，可以评估人口迁移流动对本地性别结构的影响。以北京市和广东省为例，在1990—2000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北京市的性别比下降了0.9；在2000—2010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北京市的性别比上升了0.7。而在1990—2000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广东省的性别比下降了4.3；在2000—2010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广东省的性别比上升了3.6。可见，迁移流动人口对不同地区性别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流动和迁移人口对广东省性别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北京市。这一结果还表明，在1990—2000年间流动和迁移人口以女性为主，因而降低了北京市和广东省的性别比；而在2000—2010年间流动和迁移人口以男性为主，因而提高了北京市和广东省的性别比。由此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另外，从时间角度来看，流动和迁移人口对流入地性别结构的影响强度正在逐渐减弱。

　　人口迁移和流动改变了流入地的抚养比

　　人口迁移流动对年龄有高度选择性，总体来讲，我国流动人口始终以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为主，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相对较少。由于迁移和流动人口年龄的选择性，大量的流动人口也改变了流入地的年龄结构，继而影响了当地的抚养比。抚养比的改变不仅影响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还会对养老、医疗保障制度产生作用。

　　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不同，其所吸引的流动和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存在差异。而迁移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势必会对不同流入地的抚养比产生不同的影响。通过模拟无人口迁移流动的假设情形，并与有人口迁移流动的现实人口进行比较，可以评估人口迁移对流入地年龄结构和抚养比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在1990—2000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北京市少儿抚养比下降了4.9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了1.1个百分点；在2000—2010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北京市少儿抚养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下降了4.7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从上升转为下降，表明北京市流入人口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而在1990—2000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广东省少儿抚养比下降了1.9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下降了2.8个百分点；在2000—2010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广东省少儿抚养比上升了0.8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下降了0.8个百分点；在2010—2015年间，迁移变动使得广东省少儿抚养比上升了3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了0.3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从下降转为上升，表明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老化现象。

　　同样作为人口流入地区，北京市和广东省的流入人口对本地抚养比的影响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这与两地乃至全国的人口转变阶段有着密切关系。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最早吸引流动人口的地方。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广东省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老化。这预示着，依靠目前发达地区所依赖的通过吸纳来自落后地区流入和迁入人口来缓解本地老龄化的模式可能在未来无法持续。因此，破解人口老龄化和解决劳动力市场年龄老化的问题，不仅需要采取人才吸引政策等人口调控手段吸引外来人口，还需要从建立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入手。

　　在过去的近40年中，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人口的迁移流动不仅取代了传统的人口增长因素，而且改变了区域间的人口总量以及结构，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我国生育和死亡水平趋于平稳，人口的迁移流动自然而然成为并将长期构成影响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决定性因素。人口流动具有强烈的方向性和规律性，每一次重大的人口变动总是和重大的社会变革和相关的政策规划相伴而行。因此，政府和研究部门需要探索人口迁移流动的规律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研究和制定符合人口迁移流动规律的公共政策，及时优化相应的顶层制度设计，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政策安排能够发挥最大效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