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在网络、信息、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问题。只有通过多方主体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解决网络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才能有效发挥互联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更高品质美好生活的顺利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空间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便是体现之一。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数字鸿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且相关研究表明其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018年3月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5.8%，就互联网普及率来说，我国仍有44.2%的人还未用过互联网；从城乡网民的规模来看，在中国网民中农村网民所占比例为27.0%，城市网民所占比例为73.0%。可以说，我国城乡网民所占比重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远小于城镇。此外，《报告》还显示，网民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且不同网民在使用网上购物、网络约车、社交联系和信息查询等各项网络功能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均是“数字鸿沟”存在的具体体现。

　　关注认知  细解差异

　　“数字鸿沟”最早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在1999年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指在拥有信息工具的人与未拥有者之间存在的差距。与之不同，国际电信联盟认为可将“数字鸿沟”理解为：由于贫穷、教育设施中缺乏现代化技术以及由于文盲而形成的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以及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新技术等方面的不平等。在《辞海》中，编者将其定义为：信息的掌握、拥有、控制和使用能力上的差别。除此之外，“数字鸿沟”的定义还有多种多样，但这几个是较有代表性的。

　　从以上所列定义可以看出，“数字鸿沟”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不同主体对“数字鸿沟”的理解不同，所以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和解释。这决定了不同研究者在具体的测量和操作层面上采用不同的操作化定义和测量方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是，“数字鸿沟”背后所蕴含的特质是不一样的。特质的不同导致了概念操作化及测量方法的差异，从而产生千差万别的“数字鸿沟”测量实践。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可大致概括出测量“数字鸿沟”的两个层面：一是互联网接入问题；二是信息获取及通信技术问题，或使用能力问题。但还有一个层面往往被现有研究所忽视，即网民的认知和态度问题。网民对某些现象或观点的看法和态度会有所不同，实际上反映出的也是“数字鸿沟”问题。

　　厘清维度  深解鸿沟

　　测量“数字鸿沟”需从以上三个层面进行考察：是否入网处于测量的最低层面，其更多地是受外在客观条件限制；用网能力的测量在测量层面上处于是否入网与网民认知态度的测量之间，是对以信息为基础的使用能力的考察；对网民认知态度的测量是较高层次的测量，处于三个测量层面中的最高层面，需要更高的测量方法和技术，其测量结果也最不好把控。从是否入网到用网能力的差异，再到对某些现象或观点的认知态度，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在研究程度上是逐渐深入的。

　　“数字鸿沟”测量的第一个层面是互联网接入问题，即是否入网的问题。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最早给出的定义就是从这一层面来阐述。无论是裴成荣等人对城乡（跨区域）“数字鸿沟”的测度，还是何铨等人对老年人群等群体内部“数字鸿沟”的考察和求证，均是基于这一层面开展的。从这一层面进行“数字鸿沟”的测量，使用的测量方法和手段较为简单，获取所需的分析和佐证资料也较为容易，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实施起来较为方便，所以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普遍接受和采用的方法。当然，相较于以下两个层面，这是“数字鸿沟”测量的最低层面，在研究的深度和深入性上均相对较弱。

　　“数字鸿沟”测量的第二个层面是使用互联网的能力问题，国际电信联盟以及《辞海》即是从这个层面给出“数字鸿沟”的定义。谢俊贵指出，可以将“数字鸿沟”问题看作“信息的分化”或“信息的富有与贫乏”问题，只是换了个说法，就两者所指涉的内容而言并无本质区别。刘少杰也认为，网络社会学研究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字鸿沟”，其实也是一种空间区隔问题，网络社会的空间区隔主要表现为信息交流的限制。这一层面的“数字鸿沟”测量以识别“鸿沟”背后所蕴含的信息为基础，进一步而言就是对互联网使用者使用信息能力的一种检验和考量。这比第一个层面的测量在技术手段以及深度上要更进一步，当然，测量的难度也更大。

　　“数字鸿沟”测量的第三个层面是对网民（包括网络个体和群体）认知态度的考察。这种认知态度基于网络空间逐步形成，并伴有动态演化的趋势。网民基于互联网形成的认知态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不同主体基于互联网所形成的认知态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网民在互联网情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态度。其次，正如信息的流动性所展示的动态图景，网民基于互联网形成的认知态度也具有极强的流动性。这是网络空间中的认知态度与传统认知态度最大的区别。此外，网民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共同性认知会向共有认知转化，最终会导致认同的产生。这种认同的力量是巨大的，往往是网络社群产生的起点。正如卡斯特在著作《认同的力量》中所说，“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基于认同而产生的意义与经验是网络社群产生的重要基础。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社群数量迅速上升，且表现形式日趋多样，如QQ群、微信群、花椒直播和各类社区业主论坛。网民对某些现象和问题持有自己的认知和态度，当这些认知和态度趋向于一致时，网民就会对某些观点或想法产生认同，并基于此组成网络社群。就微观层面来说，这是对小群体或小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从宏观层面来看，在网络世界中，网民还表现出对某些文化或生活方式的认同，不同的认同即存在差异，其背后是不同的认知和态度。这反映出的是“数字鸿沟”问题。因此，对“数字鸿沟”进行有效测量时，不可忽略对此种认知态度的测度和考察。这是对“数字鸿沟”进行测量的最高层面，其测量具有一定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相较于前两个层面来看，从这一层面进行测量也最为困难。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一层面的测量也最为深刻。

　　对症下药  弥合鸿沟

　　“数字鸿沟”测量的三个层面彼此间不是相互独立、割裂开来的，三个层面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在测量“数字鸿沟”时要将这三个测量层面综合考虑进来，不仅要考察网络的接入问题，同时还要考察网民的用网能力问题，并进一步考察网民在网络中的认知态度问题。只有将这三个层面均纳入研究框架和考察体系之中，研究者才可能避免“数字鸿沟”测量的单一化和简单化倾向，从而测量出更加有效也更为真实的“数字鸿沟”。

　　对“数字鸿沟”进行测量仅仅是认知层面的问题，而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却是在网络、信息、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问题。所以，国家及有关部门在加强互联网基础建设时，首先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扩大入网设备的普及率，使更多居民能够顺利上网，这是从第一个层面弥合“数字鸿沟”。其次鼓励相关机构开设更多的网络技能培训班，以加强对普通群众网络操作技术的培训，提高人们的用网能力，这是从第二个层面弥合“数字鸿沟”。最后还要加强网络空间的管理和监督，以正向引导网民的认知和态度，营造积极正面的网络空间，这是从第三个层面弥合“数字鸿沟”。只有通过多方主体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解决网络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才能有效发挥互联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更高品质美好生活的顺利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