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健康中国战略”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要求。在健康领域，“美好生活需要”主要体现在健康促进的需求转变上，而健康生活方式是健康促进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疾病谱的变化，因抽烟、滥用酒精、饮食结构不均衡等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慢性病已成为全球主要致死的原因之一。每年有超过300万中国人死于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等疾病，这些非传染性疾病比任何已知传染病对中国公众健康的威胁都大。为解决这一困境，保持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被证明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风险应对策略。它作为健康的源头预防，而非疾病的末端治疗，不仅能延长人的预期寿命，还有助于提高非疾病状态的生活质量，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本文着眼于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范式分析，意在探索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政策干预新思路。

　　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范式之争：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

　　健康生活方式的概念由来已久，在医学范畴内，它是描述个人健康风险行为的通用术语，具体指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的松散集合体，包括形体塑造、饮食、运动以及药物使用等不同方面。健康生活方式的实现往往与个人态度与动机密切相关，为了实现健康的目标，人们基于身体机能、道德宗教等原因选择健康生活方式；同时健康也被视为通往成功的重要路径，保持健康生活方式体现了自我控制等成功的品质要素。

　　然而，这种将个人选择倾向作为健康行为的唯一解释遭到社会学者的批判。一方面，它将健康问题完全看成个人问题，片面夸大了个人对健康所负的责任。特别是在高风险的现代社会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人们实现健康的愿望除了需要依靠自身力量，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强力支持。

　　另一方面，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并非完全遵循个人意志，而是受到更高层次的结构因素的影响。正如吉登斯所提出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兼具使然性和制约性，使然性显现出资源环境有助于增加个体选择范围的可能性，制约性则意味着个体的选择必然限定在一定的资源环境中。因此，在健康问题的阶层分析中，我们时常会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所呈现的资源优劣决定着不同阶层之间健康生活方式的有效实施程度，特定阶层健康生活方式的趋同性也反映了由收入、教育、职业等结构变量导致的群体差异。

　　在社会学者的大力倡导下，结构因素重新回到学术界的视野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分层视角率先崭露头角，指出由资源、权力与地位造成的不平等是影响健康生活方式选择的根源。早期的研究侧重对受教育程度的分析，认为接受教育能增强个体的能动性，提高自身对生活的控制力，最终达到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随后，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构成要素，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虽然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但被证明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并非完全重叠，进而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分层视角的分析框架。最新的研究从年龄、性别、种族等更广阔的范围讨论健康生活方式的结构化分布模式，并聚焦于联结的具体形式与机制。

　　社会网络视角继社会分层视角之后被纳入考虑范围，它认为个人的选择具有情境性特征，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如亲属、地缘、工作与政治）形成的共同网络、规范与价值是一种超越个体的家庭、社区等力量，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例如，在家庭层面，父母的健康观念行为会让孩子形成特殊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包括对身体机能的评价，还包括家庭常见的健康威胁以及采取的措施。代际之间的观念行为传递将有助于促使孩子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社区层面，美国在公共场所的禁烟法令对吸烟行为的限制作用十分有效。该法令将吸烟行为视为离经叛道，并对社区其他成员的健康产生严重威胁，由此产生的疏离感与耻辱感显著地减少了社区内个体的吸烟行为。

　　资源环境视角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讨论延伸至影响因素的最远端。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需要依赖资源环境提供保障，前期研究侧重对医疗保障、医疗资源和公共服务等医疗卫生领域的因素分析，而后研究转向关注基础设施、就业保障、教育机会、居住条件、食品安全等非医疗卫生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资源环境因素不仅是影响健康生活方式选择的构成要素，还对健康生活方式与健康结果的联结有着重要作用。当个体处于良好的资源环境时，所采取的积极健康生活方式有利于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反之，二者之间并无显著的正向关系。可见，高质量的社会物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其成效。

　　基于行为—结构的双重因素构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政策

　　结合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威廉·科克汉姆借鉴马克斯·韦伯关于生活方式的概念，赋予了健康生活方式新的概念内涵——一种基于生活机会与健康相关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有目的的行为选择，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生活机会的大小，生活机会则受到结构层次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和资源环境的制约。这种将个人与结构相结合的视角，阐明生活选择与生活机会的辩证关系，对于构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政策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其一，建立以知识传播为核心的健康信息体系，强化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动机。个体主义范式强调动机的重要性，认为动机能激活健康的初始行为，使行为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性。这种动机的产生来源于健康知识的传递、吸收，并内化成自身价值理念的内在过程。因此，需要构建以知识传播为核心的健康信息体系，强化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动机。首先，将健康知识划分成基础与专项两种类型，形成具有差异化、针对性的信息传播内容。前者有利于个体识别常见的健康威胁和评估自身的健康状态。后者围绕“饮食、运动、睡眠”等内容为个体实施健康生活方式提供知识指导。其次，重视生命周期的早期干预。有充分证据表明，早期的健康干预措施对后期的健康状态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应对健康风险的最根本解决方案应针对儿童群体，以家庭与学校为基础单位，从小培育、强化健康意识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动机。

　　其二，以社区为依托，完善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实施的支持系统。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结果指出，个体是否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受制于日常工作、生活等直接社会环境的影响。社区作为凝聚社会成员并在生活层面形成相互联系的集合体，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首先，社区通过提供全覆盖、精细化的公共设施与健康服务，为社会成员实施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便利的环境与机会。一方面，全面完善运动健身、人身安全、宜居环境、健康生活用品等公共设施的供给与维护。另一方面，从健康教育、健康评估、专项疾病管理等角度，为打造符合自身健康状况以及人口社会特征的健康生活方式予以充分的指导，以满足不同群体多层次的健康需求。其次，积极调动民间组织力量，营造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氛围。截至2015年，我国登记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已达3.7万个。这些以体育健身、健康活动为主旨的民间组织具有自治性、自愿性和公益性的特点，贴近社区成员的健康需求，有利于提高健康行为的参与程度，对于推广与普及健康生活方式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其三，以公平为原则，立足不同领域与人群，构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实施的政策体系。结构主义范式预示，影响健康生活方式实施的社会环境因素还涉及社会排斥与歧视等深层次结构要素，这需要国家运用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工具以解决资源分配与规则制定实施的公平性问题。首先，以系统性变革为目标，致力于改善影响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生态格局。资源环境视角的研究焦点转向表明，促进个体实施健康生活方式不局限于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要素，还涉及教育均等、就业保障、居住安全等其他领域。孤立的卫生医疗措施难以对健康促进有实质性影响，将健康融入不同领域的公共政策进程，消除造成健康生活方式实施的资源环境距离才是根本之道。其次，重视儿童、妇女、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健康生活方式的建立。弱势群体因自身机能、资源分配与承受能力的劣势，更容易遭遇疾病健康问题。与其他群体相比，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政策干预对于提高他们的健康素质、预防疾病侵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针对弱势群体的健康需求与实现困难，引导和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健康目标的实现。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镇低收入群体健康影响及精准帮扶研究”（GD17YSH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