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的流动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更多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与父辈不同的社会经历以及对农村和城市不同的认知、认同和期望，决定了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更多问题。对此，党中央、国务院特别强调，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创造其与城市市民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
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融合是解读社会和谐与社会冲突的重要概念。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社会为目标指向。这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多维的互动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社会网络；二是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在现代化理论中，血缘、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往往被认为是乡土社会的产物。随着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生活广度和深度的增加，他们也会逐渐改变传统的乡土社会网络，适应以业缘为纽带的城市社会网络。同时，个体的以业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的建构过程，也被认为是实现其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所以，在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应重视个体社会网络的重构。
从西方经验来看，流动人口在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的流动过程中，其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社会网络。在中国，由于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我国流动人口的影响根深蒂固，以及制度和文化的影响，我国第一代农民工并未实现这一转变。
从理论上来说，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通信工具以及大众传媒极为发达的背景下，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就进城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完成了社会网络从血缘、亲缘和地缘向业缘的转变。但目前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通过血缘、亲缘和地缘的途径找工作，并围绕此组织在城市中的生活，也就是说，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仍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佐证了学者提出的“流动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对亲缘、地缘的依赖，似乎与社会资源（信息渠道、职业位置）的市场化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
这一现象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仅有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人口流动特征。由于特殊的二元经济制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经历了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特殊“中国路径”。这一路径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能够在居住地工作、生活，但较难获得相应的经济权利（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权利等。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包括第三代、第四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在城市、上学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户籍仍然留在农村原籍的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仍然并将继续保留浓厚的传统乡村社会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特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过程中，其内核与外壳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如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唐人街”、“华人街”一样，从中仍然可以看出血缘、亲缘和地缘的传统社会网络影子。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转变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自身因素以及政府的政策导向因素。其自身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学历层次较低、技能较为单一；二是经济收入不高；三是流动性强。第一个特点决定了他们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与他们“经济收入不高”的特点有着因果关系；前两个特点决定着他们“流动性强”。从政府的政策导向因素来说，政府更为鼓励农民工到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安家，但由于建制镇和小城市公共资源相对不足，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到中等城市以及大城市生活。这些因素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将他们与一般城市居民隔离开来，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他们参与城市业缘社会网络的意愿。例如，他们会考虑到老家保留的宅基地，拆迁补助款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也会考虑到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后终究要回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转型对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有重要的作用，但因其自身与政策的原因而较难实现转变。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举措，推动其社会网络的转型。第一，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政策和制度。目前，一些政策和制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意愿和结果，并由此成为他们社会网络转变、社会地位提高的障碍，如户籍制度将新生代农民工阻挡在城市社会网络之外。因此，必须解决政策和制度性障碍，剥离政策和制度造成的不同身份群体在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享有方面的不均等。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居住地可以安家落户。第二，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居住地实现“安家落户”。与居住地居民的较长时间的稳定交往，会促进他们逐渐实现工作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的融合，最终促进其社会网络的转型。第三，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也是实现其社会网络转变的重要因素。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侨大学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