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了相当成熟而重要的学科位置。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出现文化转向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正以内在或外在的、本土或全球化的方式塑造世界文本及其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秩序。在美国，不少学者用他们独特的文化视角，分别对公共领域、阶级阶层、组织和市场、宗教信仰、社会行动以及经济行为等社会结构现象作了极富社会学意义的文化诠释。由此标示的文化转向不仅挑战了社会学传统内涵上较为稳定的结构解释优势，也为文化社会学学科开启了若干光鲜亮丽的学术主题及其流派。近些年，在美国社会学会（ASA）下设有的十几个专业委员会中，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及其年会论坛已经成为最大的一个分会。

　　然而，在学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对文化社会学的倾注有所滞后。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得益于改革开放，不少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有一定基础的社会学传统领域，如社会发展、家庭婚姻、社会心理、社会分层、经济社会学等在新条件下率先得到恢复和发展。相比之下，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者对文化现象以及从文化视角去解读社会结构现象的研究十分有限。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引发的急剧社会转型，让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即刻投身并积极重视的是社会结构的宏大叙事，而将文化视作非主流的次要领域。“重建的事实”及“重建后的忽略”，使得中国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缺乏随潮而动的文化转向以及在此领域的国际对话能力。

　　直到中国的改革由急剧转型进入经济新常态，在国家意识形态倡导“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才于2017年宣告成立，文化社会学才在中国社会学领域有了自己独立的发声位置。然而，在这个初萌的位置上，中国文化社会学的发展仍面临一些困境。

　　一是存在诸多知识盲点或知识陌生。什么是文化社会学？其实在学科知识谱系里，但凡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对文化现象进行的分析研究（如对文化产业、价值理念、社会意识形态等的社会学研究），或以文化视角对社会结构现象所作的分析研究（如对社会分层、权力结构、制度环境及经济现象等作文化视角的解释），统统归属为文化社会学学科研究范畴。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在揭示社会现象内在的因果关系时，前者多半视文化为因变量，考察物质的、客观结构的社会事实对文化现象的掣肘和影响；后者则将文化当作自变量，强调符码、语境、文本、仪式等对社会结构要素的支配或操控作用，强调文化的自主性。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意指从前者迈向后者，即由“sociology of culture”转变为“cultural sociology”，这个转向毫无疑问提升了文化的重要性。中国怎样？其实中国社会学者并非对文化熟视无睹。早年老一辈的社会学家都曾关注中国文化的研究，如潘光旦教育思想中的“位育”、费孝通中西文化对照中的“差序格局”、林耀华《金翼》研究中的“家族制度”、吴泽霖《社会约制》中的本土观察等。今天的许多社会学者亦不乏讨论本土的“关系”文化、儒家的“孝道”、“国是家”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思潮，研讨过中国的民间宗教、宗祠文化、婚丧嫁娶的仪式、广场舞等文化现象，甚至用文化资本和文化过程去解读社会分层结构的作品。但这些文化“在场”的研究成果显得非常分散，缺少适度的整合。最明显的是提及文化，社会学者们就觉得它是抽象、主观、不太具体而无法量化的概念，要么总想在传统的本土文化中寻找文化加值；要么就是将文化分析完全等同于对目前文化工业、文化产品的研究；再或干脆让社会学研究疏离文化、避而不谈文化。殊不知，其实不少真正可以拿来与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的中国经验（如关系社会等）恰恰是文化的事实，抑或属于镶嵌文化的社会结构特质。这样一种没有意识到的文化“在场”，反映出社会学界存在大量的对文化、文化社会学的知识陌生，亟待从学科意义上作适度的引导和整合。

　　二是原本带有交叉学科特点的文化研究，对社会学介入文化分析形成一定的障碍。学术以知识的分工为基础，但文化本身像是一个复杂的网，交织了诸多不同学科、不同民族可以互为基础、互为渗透的位置。人类学最早用民族志的丰富田野采撷宣称它对文化研究的霸权地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兴盛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有关工人生活方式的诸多作品，至今堪称文化研究的经典范本；19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转向背景中诞生的文化社会学习作与中国本土化倡导下的“国学热”形成了不同路径的文化教研之取舍。文化研究曾经声称自己是走一条反学科化的整合道路。的确，就充斥图书市场的众多文化研究作品来看，支离破碎的各部分知识似在打破学术壁垒，看不出它们能够被归属于哪门学科或哪个体系，也不见得能形成一个融合的新知识系统，因为不规整、不规范而零散的铺叙成了文化研究的重大缺陷。而中国的国学研究大多侧重于国学文本的释义、解读和争论，走头脑风暴路线的文章比比皆是，很少有“接地气”的实证经验研究。面对这样一番交叉学科碰撞下的碎片以及中西方文化研究的规则差异，初创期的中国文化社会学任务相当艰巨。需要注重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严谨规范地用兼容性、贯通性去实践中西方及各学科交叉知识的融合，找准属于自己的社会学取向的文化进路。

　　三是方法上面临科学实证主义取向的挑战。如果说前两个发展困境是回答文化的“在”还是“不在”之问题的话，第三困境则为“在场”的文化社会学能否为“实”、能否“精确”的问题。一直以来，相比结构分析注重规律的因果解释而言，文化分析侧重意义的解释；因为文化社会学相信，是行动的意义建构了社会，构筑了人类的物质世界及其需求。意义的解释借助于与扎根理论相对应的“深描”，这是由人类学传导给文化社会学的主打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文化社会学更多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而非使用坚信科学价值的定量研究。相比量化研究重视技术操作规范来说，质性研究大多更偏资料呈现过程中的理论提升；因而以质性研究见长的文化社会学经常被喻为理论上的高手。故事（资料）夹杂理论构成其独特的写作分析风格。上述两点表明：方法上，如果量化代表“精确”，那么文化社会学对“意义”的质化分析可能就意味某些不精确的“任意性”；写作分析上，如果故事（资料）代表“实”，理论代表抽象的“虚”，那么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就容易游离在虚与实之间。如何拿捏好或突破这两个方面，需要学界同仁为此付出加倍的艰辛和磨砺。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社会学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不在场”到“在场”，从“务虚”逐步走向“务实”，在社会学领域中找到自己合适位置的同时，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增砖添瓦。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