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早已呈下降趋势，而劳动力总量也将从2015年开始逐年减少。随着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必定趋于老化，随之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对于劳动力是否短缺、何时开始出现短缺以及如何应对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众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都已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却鲜有研究关注当前就业人口的特征与变迁。而这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之间匹配的结果，某种程度而言也反映了对劳动力的潜在需求，为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和素质的提高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对1982—2010年4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进行详细分析，试图回答当前我国就业人口的特征以及近30年来有何变化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就业人口特征变化趋势的相关建议。

　　农林牧渔劳动者比例逐年下降

　　农林牧渔劳动者的比例逐年下降，但仍旧居于主体地位。从1982—2010年4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劳动就业者的职业分布来看，从事各类型职业的劳动者比例虽然略有变化，但总体而言职业结构比较稳定。除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以外，占比最低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一直保持在2%以内；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虽然近30年来比例有所增加，但仍旧在5%以下；再次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一样，其所占比例变化非常小，基本在5%—7%。改革开放以来，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明显增加，但因基数太小，2010年所占比例仅为16%左右；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所占比例在2000年以前较为稳定，但随后有大幅提升，从2000年的15.83%上升到2010年的22.49%。另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是农林牧渔劳动者逐渐减少，其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71.98%下降到2010年的48.31%。

　　各职业劳动者性别比总体较为均衡

　　从各职业类型中劳动者的性别比来看，总体较为均衡。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以及农林牧渔劳动者的性别比基本维持在90—110之间。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的性别比较高，但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性别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82年的308.64下降到2010年的203.05，而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的性别比近年来略有增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性别比最高，1982年更是达到863.11，虽然随着女性社会参与度的不断提高，这一数字出现大幅下降（2010年降低到了297.87），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就业人口年龄结构逐渐老化

　　就业人口年龄结构逐渐老化，15—34岁就业人口所占比例逐年降低，40岁及以上就业人口所占比例逐年增加。从4次普查数据来看，15—19岁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最为迅速和明显，从1982年的18.08%下降到2010年的3.23%；20—24岁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从13.51%下降到11.09%；25—29岁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从16.91%下降到11.12%；30—34岁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从13.35%下降到11.05%。3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则呈现上升趋势，2010年35—49岁就业人口更是成为占比最高的人口，35—39岁、40—44岁、45—49岁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13.74%、14.73%、12.16%。虽然《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一般为男性60周岁、女性50周岁，但从普查数据可以看出，60岁及以上就业人口一直占有较高比例，2010年其所占比例（60—64岁就业人口比例为4.01%）甚至超过15—19岁就业人口所占比例（3.23%）。

　　就业人口性别比随年龄增加而升高。1982—2000年数据显示，15—24岁就业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一直高于男性，到2010年，男性所占比例开始超过女性；在2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中，随着年龄增加性别比呈升高的趋势。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是造成50岁及以上就业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1982年，50—54岁、55—59岁、60—64岁就业人口的性别比分别达到200.50、269.20、378.86；到2010年，相应年龄人口的性别比依旧保持在150左右。

　　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研究发现，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明显提高，男性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就业者。2000年的普查数据显示，劳动就业者中未上过学的比例达到6.21%，小学的比例超过1/3，41.70%为初中水平，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不到1/5。到2010年，未上过学的比例下降到3.41%，小学的比例下降到23.86%，初中水平的劳动就业者接近一半，约有1/4的劳动就业者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从不同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口的性别比来看，小学及以下就业人口中性别比都低于100，在未上过学的就业人口中性别比更是低于50；而在初中及以上就业人口中，性别比均高于100，而且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中更高，2000年分别为204.17、275.27，2010年二者有所下降，但仍然较高（分别为133.35、153.13）。

　　提高劳动力素质

　　有助于满足未来对劳动力的结构需求

　　就业人口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方面的特征分布是现实状况的反映，同时也透视出未来对劳动力的结构需求。因此，改善就业人口现状，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需要继续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劳动力资源丰富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规模和结构上的优势，也意味着人力资本的优势。研究表明，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劳动力数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加入到经济增长的全要素模型中，则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达到23.71%，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达到23.70%，是仅次于物质资本（29.02%）的重要变量。我国一直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出台，要求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都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200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杂费，旨在进一步提高入学率，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提出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实行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制度。随着人口流动不断频繁，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增加，为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并率先针对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毫无疑问，这些政策是促进学龄儿童获得教育资源的基本前提，是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的重要基础；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部署各层次、各类型的教育，在满足基本教育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条件。

　　其次是保障女性就业权利。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下，女性主要承担“家庭人”的角色。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的兴起，女性开始“内外兼顾”，越来越多的成年女性参与公领域的劳动生产。虽然同样参与社会劳动，但女性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她们在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也承担着子女照料、老人照料等家庭事务，从而面临严重的家庭—工作冲突。研究显示，随着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抚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加，每多生一个孩子其收入会降低7%。“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的家庭—工作冲突无疑会更加凸显。因此，必须出台家庭—工作友好政策，在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目标实现的同时保障女性就业权利。较长工作时间和加班会让个人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职责，建议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允许员工在不改变工作时间长度的前提下，可改变日常的上班和下班时间；或者建立工作“时间账户”，允许更宽泛的工作时间变动，包括每日或每周工作时间长度。生养子女是女性中断或放弃工作的重要原因，建议尽早建立和完善儿童托育服务体系，尤其是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

　　再次，适时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从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以来，延迟退休政策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总量的不足，但却不能改变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的事实。在工作机会一定的情况下，老年劳动力势必会挤占年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因此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其对就业压力的冲击、对不同劳动力人口和用人单位的影响。一是延迟退休年龄必定是渐进式的、逐步到位的。二是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必须区分不同劳动力人群，分类实施。三是需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统筹推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