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中国人类学的文化自信
2017年10月11日 09: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11日第1306期 作者:赵旭东

  【核心提示】人类学以差异文化的存在为核心,并试图提供一种关于文化价值与大多数人并不一致的思考。人类学由此而获得了其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独有的地位和位置,也由此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

  中国当下正经历的这场极为重要的变革,必将触及文化形态的重组、再生与转化,即基于一种面向世界秩序新格局的文化转型已悄然发生并影响我们的思维。对于此种转型而言,其所带来的也必将是一种观念层面的大扭转。而这种大扭转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并体现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谁都难以真正避开。由此,我们的审美情趣、交流媒介以及理想价值等文化因素,都会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转型的语境中呈现自身变化的诸多痕迹。而人类学家于细微之处的意义把握能力,使得此一变化的过程有可能真正被记录下来,并形成有明显时代特色的民族志作品。

  人类学发现提升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不断向外输送其所谓现代启蒙观念的同时,也确实发现了不同于自身现代诸特征的另类文化传统,乃至于“原始的”社会中的所谓“异文化”或“他者”的存在。由此,他们在现代科学对自然世界无限探索的意义上发明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即以对他者文化进行实地考察为核心,对西方以外世界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生计消费、土地利用、语言文字以及宗教信仰等人类文化存在进行一种整体性的描述和记录。在此种指向他者文化的观念驱使下,西方人类学家通过走出自己的国土并借助独具特色的实地田野研究方法和专门的民族志田野记录手段,为那个时代留存下了一份在世界不同区域仍旧活着的诸多文化形态的民族志,由此奠定了人类学学科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凡是关于他者文化的文化问题,向人类学家咨询成为一种基本的思维倾向,就像有精神疾病之人要向心理学家咨询一样。

  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对西方以外世界的探险史,同时也必然是对世界文化差异性存在的发现史。或许,再没有比此种文化上的发现更能让人激动人心的发现了。西方也恰因此而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即他们自信对世界文化分布有了一种真正的把握。他们也曾经因这样一种自信而规划了世界文化秩序的新格局,所有今天在文化领域流行并被实践着的新概念都跟这种文化上的规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文化保护、文化的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又无一项不是跟西方对其自身以外世界的文化发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助长了我们对世界新格局的想象。可想而知,还有什么比此种想象可以让人平添更多的文化上的自信呢?

  转型时期亟待新民族志方法

  但很显然,西方在一种主客对立的世界观上走过了头,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结构思维在处理文化的问题上仍旧如此。西方既有的文化分析强调传统与现代对立、原始与先进对立、神话与现实对立、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等,但很可惜,文化的存在并不是结构化的。由此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不同的文化存在在被“发现”后便被客体化为博物馆中按照现代人的理解摆放的展品。例如,博物馆按年代来摆放佛造像,但它们原本都各有存在的环境,这种摆放所能告诉观者的不过是一种现代人的历史观念而已。它在表面上强调一种文化的本真性,但实际上却忽视了任何的文化表达都必然跟其存在和发生的实际场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物质文化的博物馆化,无疑使得文化的诸多要素被从其成长的真实空间中抽离出去,并使得博物馆成为一种自说自话的缺乏历史脉络的文化空间自我营造。很显然,这样的空间营造与真实的文化存在空间相比缺乏自然的生命力。

  可以说,在这个转型时代蓬勃生长的各种各样的新文化形态,既有的人类学方法难以完全描述和表现。因此,对新的民族志方法的渴望,在今天这个时代最为急迫。普通的民众,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和无线覆盖的网络,就可借助各种新媒体的公共平台展示自身对文化的理解,实现一种自媒体的社会与文化功能。所有这些新的现象都值得人类学家,特别是中国的人类学家去加以关注、观察以及详尽描记;否则,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便会有失之偏颇的风险。

  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会伴随伟大的作品成长,人类学在这一点上自然也不例外。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思考和空洞的争论,不如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去做一种人类学的深描,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在真实观察、真实思考之后的真实记录。人类学家试图将一种差异性的文化存在呈现给世人,并借此为这些本不在场的人提供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进而让自己也有另一种对生活空间进行想象的可能。社会可借此包容他者的文化,为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制造出更为适恰的氛围。在此方面,人类学显然有更多可以去发挥作用的空间。

  人类学保护多元文化

  在一般人的眼中,人类学家也许一直在孤独地走向“落后”和“原始”,而人类学家破解此种刻板印象中深度误解的最强有力的途径便是走在一种思考的前沿上。在很多人被现代性的分离技术肢解之时,人类学家会提供一种基于互惠观念的社会往来的交融性本质;在很多人空谈生态环保之时,人类学家会呈现未曾受现代性浸染的社会之中人们的生计形态以及这种形态的可持续。因此,即便人类学家在一般人看来是刻意向“后”行走,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借助对现代之前的探寻来提出一种对整个人类而言的“现代之后”的理解和思考。

  人类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更有益于对人所创造的全部文化的兼容并蓄姿态的养成。它并不主张只有精英文化才是文化,而是强调眼光向下的一种对大众文化的关切。它并不以为文化必然就是“识文断字”这一种形式,对曾经广泛存在着的无文字社会的长期且扎实的田野研究,使得人类学家借此增添了我们对无文字社会文化存在的自信心。可能再也没有一门学科,比人类学对差异性文化形态的包容更为宽泛和开放的了。恰因为此,文化之间绝不是对立和冲突的,它因人类学家的参与而有了一种多样性表达的可能。

  人类学从其创立之初便一以贯之坚持下来的文化整体性原则,使得人类学家有着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对多样性文化存在的宽容与欣赏。很显然,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彼此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对于每个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常识,但并非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实际的文化实践中予以贯彻。在这一点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学科比人类学贯彻得更为彻底。由此,人类学去看人和人的世界就不仅是经济、政治乃至于社会等这样单一的向度,人类学家更为强调的乃是以人类属性的综合整体来看待世界的构成。由此,人类学视野中的人是丰富、多样和饱满的,而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

  人类学并不否认文化的可变性,甚至很多时候还会特别去关注文化形态的前后改变。可想而知,让今天之人与孔夫子时代的人有一样的思维,从人类学的观察视角而言是极为荒谬的事情,实际上也是不大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会更倾向于承认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因此,人类学家应当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一种文化的变迁以及内含有更大转变意义的文化转型。面对今日正在出现的带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转型,人类学在原有学科知识框架内如何去关注这一在每一个人身边发生的富有文化意义的转型,显然就是一件有着非常重要现实意义的事情。人类学对此应该有自己的一种前沿人类学的思考,而这种人类学从来也不曾给自己设立一种划分彼此的藩篱界线。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强调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进入其他领域,不论这些领域是旧有的还是全新的。这些领域都可能因人类学家的跨界参与而生发出一种新的活力,产出前沿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因此,人类学理应成为一门引领一种思想潮流的综合性学科。

  在以汉语作表述空间的中国学术场域之中,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30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人类学专业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国的人类学已经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种极为陌生的学科。特别是在迈向一个后发展的时代之时,我们更需思考如何发展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人类学家无疑应该走在前列,因为人类学的实地研究可以通过对当地文化的把握提供这种自信。在这方面,中国的人类学家更是责无旁贷。这种自信可以使社会从一种单纯的经济人向度中转化出来,由此而成为富有整体性的文化人的综合向度。人类学以差异文化的存在为核心,并试图提供一种关于文化价值与大多数人并不一致的思考。人类学由此而获得了其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独有的地位和位置,也由此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社会重建与治理创新研究”(16JJD840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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