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风云中的粤商

谭元亨

今天，步入仅800平方公里的顺德，很多人都会诧异，面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竟被誉为“民族工商业的航母”，拥有美的、格兰仕、万和等多家知名企业。

风云际会看粤商

百余年前，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后，顺德同样有过“粤海交通领导，岭南机轴先模”的大实业家薛广森，其经营过的丝厂、机器厂、柴油机厂、米机厂，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顺德产业工人的数量为全国之冠。

再向前追溯百年，正是十三行风生水起之际，其对外贸易遍及全球，金融网络更是覆盖当时欧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以至于有人认为，西方工业革命的资本支撑，来自于中国十三行的行商们。

顺德籍的十三行行商，从历康雍乾的谭康官，到乾嘉道年间的关成发、黎光远……可以考证的，就为数不少。时至今日，顺德关于他们的传说、民谚还广为流播。

当然，再往前追溯，珠江三角洲的粤商始终是那么卓越与辉煌，以至18世纪来华考察的德国学者利希霍芬作出如下结论：

大商业属于广东人。

广东人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工业，其工业制品数百年前就传到了欧洲。

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

这并非溢美之词。利希霍芬是提出“丝绸之路”的第一人，而广东，毫无疑问，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重地。正是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给了粤商经营大商业、大交通业、大实业的底气。而顺德，从十三行行商到今日民族工商业航母的掌舵人，是粤商最为杰出的代表。

利希霍芬说粤商的工业制品数百年前便传到了欧洲，且要求与欧洲人一样的价格，指的正是十三行的行商。行商们几乎掌控了鸦片战争之前的南洋贸易。据统计，1819年中国对欧美的海上贸易所赚白银就有2282万两，及至1833年，每年在海上对欧美的贸易赚取的白银均超过2300万两。

                          行商潘启官               谭元亨/供图

从行商到买办：

致力推动民族实业发展

其实，这2300万两的年收入，未必是完全的统计。因为早在雍正年间，中国的行商便在西方商船上占有很大股份，甚至是全部。潘启官就曾提到，一条沉没的外国商船，其实全是由他投资的。而最富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有20%的股份属潘启官。瑞典来华的37艘商船中，有30艘归中国人管，另外几艘也都有行商股份。曾被美国人称为“世界首富”的伍浩官，拥有2600万两白银的资产。十三行被毁后，他仍在美国投资太平洋铁路，每年的利息有20多万两白银。

“潘卢伍叶，谭左徐杨，龙凤虎豹，江淮河汉”，这是嘉道年间的民谚，可见当时的南方早已摒弃了“士农工商”商为末位的传统价值观，对粤商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上边只讲了几家，而他们，作为整体构成了投资西方先进产业的“影子银行”，他们的投资取向很明显——实业，这也成为粤商最深厚的历史传统。只是由于当时的封建制度，行商们虽富可敌国，却多未能在国内投资，西方的先进科技被清廷视为奇技淫巧，不能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十三行灰飞烟灭，行商的名号也已成为历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顺理成章”地转变为买办。

如果说行商免不了依附官方，须买红顶子扮大人，那么买办则主要依附外商。“人的依附”开始转换为契约关系，这才有了后来的民族工商业的艰难起步……历史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赢得了一线曙光。

十三行行商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如众所周知的地产商、实业家、中山籍的徐润，就是“八大家”徐家的侄子。直接从行商转为买办的，有宝顺行的吴健彰等。洋务运动中，唐廷枢等众多著名买办为推进中国实业，可谓呕心沥血，铁路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不知不觉就到了19世纪末，比人家晚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兴衰荣辱后，徐润最终只为自己留下一座空坟，可见买办之辛酸屈辱。

                             行商潘有度               谭元亨/供图

                             行商伍浩官              谭元亨/供图

新粤商展现

千年岭南商业精神

无论对洋务运动的是非怎么评价，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其中艰难崛起是不争的事实。马庆彪等的“四大公司”，完全是靠自己在海外艰苦拼搏积攒的资金办起来的，四大公司的创始人全是中山人，与徐润、唐廷枢等是同乡，他们的企业都脱离了家族企业的模式，采用了股份制。

今天的粤商一直沿袭自十三行以来经营实业的传统，何享健、马化腾等，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的新一代粤商。20世纪90年代初，顺德开启了产权改革，进一步解除对粤商的束缚，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国大陆，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度催生了一批更有远见、更有科技实力的新粤商。而一直在香港经营的李嘉诚、霍英东、李兆基等，则在半个多世纪中成为世界级巨富。

从行商、买办到20世纪的民族工商业家，以及今天的新粤商，都显示了广东这片热土上蓬勃的经济之生命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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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商的文化基因

程宇宏

如何定义“粤商”？如果依据人口统计学特征，即出生于或籍贯为广东的商人或企业家；或依据地缘特征，即在广东发展的商人或企业家。笔者主张从文化层面定义粤商范畴，即在经营活动中认同某些价值观念，或其经营行为体现出某些价值取向，与岭南文化呈现高度相关的工商职业群体。

粤商是一种文化现象

如果将商帮视作一种文化现象，不难发现，这一群体丰富多彩的经营活动和千差万别的职业形态中，自然地呈现出某种“共相”。

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粤商”为例，他们表现出“绿灯来了跑步走，红灯来了绕着走，没有灯时摸着走”的“共相”。如果我们追问这一“共相”何以产生，答案只能是：它是一种“因缘际会”的产物，即“外缘”（改革初期的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等）与“内因”（文化基因，即地域文化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结果。

粤商文化研究，不能止步于收集归纳商帮的“共相”，对于商帮文化基因的梳理与研究，似乎更有价值。

首先，与地域文化高度相关的文化价值观，才是特定商帮与其他商帮的区别所在，是其独有的“特质”。

其次，文化基因是商帮生命形态的“形式因”与“动力因”。换句话说，文化基因关乎商帮的兴衰更迭。

最后，商帮的“基业长青”关键在于采取措施遏制那些可能导致衰败的文化基因；而“创新”，则须立足于潜伏中的“生长因子”，为其生长创造合适的外部条件。

粤商的乐感文化

笔者曾从乐感文化的角度对粤商的文化基因进行梳理。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寻求的是一种“乐在其中”的审美愉悦，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

从乐感文化的角度分析粤商文化，依据有二。

首先，从横向比较上看，与勤勉、节俭、禁欲的西方基督教商人相比，粤商显得更为“好吃、好玩、好享乐”，从古及今未尝有变。其次，从纵向的文化渊源看，岭南文化中“乐”的观念（如陈白沙“自然之乐”、湛甘泉之“和乐”说），相比于其他地域文化圈，更易为粤商族群所接受。基于乐感文化视角，笔者总结出了粤商文化的三个基因。

乐观精神，这是看待“未来”的态度与价值取向。他们相信世界总是向着美善的方向演进，未来是值得期待的。虽然人生难以避免痛苦，但痛苦总是暂时的，是能够克服的。但换个角度看这种精神，缺乏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

    自由精神，这是行为取向维度，即反对外在约束、强调主体的自我选择和心灵自由，不拘泥既有权威与范式，敢于突破外在束缚，探索与尝试新事物，通过自我抉择、自我支配等方式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与自我效能感。这是粤商创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力机制。但强调个体自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制度意识较弱，对建立制度化的理性主义治理模式缺乏兴趣。

和谐精神，这是人际关系取向维度。粤商文化的和谐精神，与儒家“和”的观念距离较远，与道家较近，类似于老子所说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玄同观念。从某种正统立场来看，粤商文化中，三教九流杂糅并蓄，“层次不高”。而笔者认为，这正是道家式的“玄同”和谐观的展现。

岭南心学“和乐”观的启示

如果说经济活动源于个体追逐财富的动机，那么商业文化的真正价值，就不在于传播某个群体逐利动机最大化实现的“秘诀”，而在于建构某种观念机制，抑制或转化那些非理性的逐利欲望。从乐感文化的视角看，岭南心学中的“和乐”观念，尤具启示意义。具体而言：

独乐乐不若众乐乐。明代岭南心学家湛甘泉反对当时中原流行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他认为，“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无，亦不能无，为无欲之说者，惑也”，“然则饮食男女亦可废与？齐王好色，孟子引之以太王；好货则引之以公刘。故公私之间系于此心，不系于货色也”。这是说人皆有利欲之心，君子推己及人，“举斯心而加诸彼”。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在经营活动中获得财富的欲望，本无可厚非。但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需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之利、与人共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立敬以和乐。湛甘泉在回答弟子葛涧“敬何以和乐”时说：“敬者一也。一者无欲也，无欲则洒然而乐”，“吾人切要，只于执事敬用功，自独处以至于读书酬应，无非此意”。如何执事敬用功，他说：“诸生每遇作文时，就于作文上用功，遇读书时便于读书上用功，务令收摄，不滞不放，即是立敬。”强调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立敬”，收摄杂念干扰，认真专注地把事情做好，而这种全神贯注的心灵状态，当下即可感知“洒然而乐”。这种心灵上的快乐，任何外在之乐皆不足以易之。

与此相关联的是，湛甘泉任南京兵部尚书时，曾上奏折提出四民“专其业”，主张“士农工商各有其地，所以专其业……事专则业专，业专则志定，民志定则天下治矣”。在他看来，工无定肆、商无定趋，唯奢靡浮利是趋，可称为“浮民”，是由于志业未定的缘故。

不难看出，这种主张工商业者“定其志”、“专其业”的观念，对于当下商界“赚快钱”、“炒热点”的竞利浮躁之风，仍具警诫针砭之功。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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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岭南商业精神

顾文静

岭南商业精神有着鲜明的成长特质，低调、务实、诚信、合作包容、开拓进取是岭南经济的优良基因，但当经济发展需要新一轮的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时，岭南商业精神的深刻反思就非常必要和紧迫了。

“务实”的内涵和标准

务实是岭南商业精神的主要特征，也是粤商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务实的内涵和标准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解释。务实也有另一个通俗的说法——“搞掂”，就是把事情处理好。但怎样算作是处理好，标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很少有企业进行细致的思考，以至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于未来的发展认识出现分歧。

当前的粤商企业，开拓进取的和保守徘徊的都称自己是务实的。不同的企业面对的内外环境和企业基础不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本无需争议，但问题是他们对务实的理解是否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之上。当质量和数量之间出现矛盾，是跟上数量的飞速增长而牺牲一部分质量，还是为了质量宁可舍弃数量？是追求精益求精，还是质量达标即可？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带病”作业，还是放缓脚步、踏实走好每一步？……哪一种做法更“务实”？恐怕值得每一位关心粤商成长的人深思。

从未来发展讲，开拓创新是务实的表现，但没有战略目标的引领和切实可靠的保障的开拓创新，则是不务实的；为规避风险只维护暂时利益，也绝非真正的“务实”。粤商发展到现在必须对“务实”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否则“务实”就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绊脚石。

“低调”程度的把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切新生事物的发展和壮大有诸多不易，高调的、好大喜功的新生事物，其生命力常常是脆弱的，禁不起推敲和长期检验，低调有时确实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

现在岭南文化已发展成为商帮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过度低调反而会失去交流合作的机会，对岭南商业精神的再次提升是一种伤害。

岭南文化中，企业家总是倾向于埋头实干，不善言辞。虽然企业不乏成功的案例，但能够将自己的方法和制度形成理论，并以企业经历和文化为基点进行总结的论著还非常少，很多对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鲜活案例被埋没在“低调”之中，这对企业实践者和企业研究者来说，都是令人遗憾和惋惜的。在打造岭南文化新品牌、迎接新挑战的今天，企业家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要练就敏锐的思维和开放交流的本领。

强调低调的适度改变，并不是要走向浮夸和低俗的宣传。温婉、谦逊、包容、亲和是岭南商业精神的底蕴，在进行岭南文化交流和经验交流的同时，岭南商业的文化底蕴更是传递的重点。但是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低调”的内涵，低调不是不言不语、拒绝交流和传递。经历了岁月的打磨和市场的洗礼，岭南商业精神去除了浮躁又保持了特色，简单中体现了完美，成熟中体现了高贵，而这高贵又蕴含着亲和和温润之美。这种美需要岭南企业去传递而不是埋没，但传递的方式需要仔细研究，直白高调总是蕴含风险的，含而不露的高调才是立意所在。

岭南商业新精神的扩充

随着岭南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企业自身的社会使命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使命感有力地丰富和提升了岭南商业精神。

所谓“使命”，主要是从企业的社会责任来讲。岭南自古以来就有赈济捐助、乐善好施的民风，最初很多岭南商帮将社会责任浅显地理解为做慈善，但这是对社会责任粗浅、片面、狭隘的认识。社会责任不一定都要显得“崇高”、“伟大”，它是对企业全部活动的系统性思考，包括解决就业、为顾客创造价值、通过竞争为中国制造赢得全球影响力等。企业家的使命感是企业的灵魂，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企业家作为社会精英与公众人物，他们的使命也反映了当代企业生态圈中人的使命和价值观。

目前岭南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时期，最关键的转型是价值观的改变。企业的再次起飞需要的是具有软实力、能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价值观，企业家必须努力维护社会的基本准则，做健康力量的中流砥柱，岭南商业精神中必须具备使人在简单的生活中寻得内心宁静的力量。

岭南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打造追根溯源仍在于岭南商业精神的转型与提升，这是更高境界的文化竞争力。更为广阔的包容性和更高层次的使命感可以使企业在隐性知识的获取上取得极大优势，相互的信任、尊重、默契和共赢才是岭南商业精神的精髓所在。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