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域文化分类
2016年08月02日 08: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日第1020期 作者:连晓鸣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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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文化分类是比较难的。笔者倾向于“地域+行政+人文”的划分法,即首先应强调其地理性,这是决定性的;然后再加上行政性,因为中国从秦代以降行政功能一直在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其三才是文化本身。例如,浙江省天台县关岭村地处天台与新昌交界处,跨绍兴府与台州府,一个村子有两种风俗,完全不同。因此,在地域文化划分上,行政是一个概念,文化又是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地理上的划分

  当代,关于浙江地域文化划分的文章也曾有些,但一般还是侧重从地理上划分。徐建春从地理角度将浙江文化划分为六类:一是杭嘉湖平原文化区,属水乡平原文化类型,更多继承了吴文化的特点,地理上是太湖平原的一部分,文化特点与苏南十分相近;二是宁绍平原文化区,是典型的滨海水乡平原文化区,地处会稽山、四明山的北麓和钱塘江、杭州湾南岸之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三是金衢盆地文化区,金衢盆地是浙江省最大的走廊式盆地,沿北东东方向横贯于浙江中部,其传统文化包括金华学派、婺剧、金华道情、婺州窑等;四是温台滨海文化区,包括温瑞平原和椒黄平原,因括苍山、雁荡山的阻隔,历史上与内地的交往相对困难,故语言、风俗自成一体;五是沿海岛屿文化区,该区滨临东海,海岸线绵延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形成了与海洋、渔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是典型的海洋文化区;六是浙西南山地丘陵文化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是浙江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保留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点的传统文化。

  “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

  关于浙江地域文化的划分,明代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认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王士性首先从人文地理入手,即“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对浙江区域文化进行了划分。

  参照朱海滨的《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书中对浙江文化地理区域的划分,笔者采用“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的方法,把浙江地域文化亦即“越文化”划分为四个亚文化区。

  一是吴越——杭嘉湖(钱塘江以北)吴越文化。广义可称“江浙文化”,是一种分布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大致包括今日的苏南、江西东北的上饶地区和浙江省以及上海市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可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再聚焦到浙江现有行政区划,吴越文化,这里具体指其核心区浙江部分的杭嘉湖,即杭嘉湖平原,是浙江最大的堆积平原,位于太湖以南,钱塘江和杭州湾以北,天目山以东,其包括嘉兴市全部,湖州市大部以及杭州市的东北部。谭其骧在谈到杭州时说,“原来钱塘江两岸,自唐以前,经常分属于两个政区:在春秋为吴、越两国,在秦汉为吴、会稽二郡,在唐为浙西、浙东两道。政区既然分为两个,则浙西的都会当然在苏州(历史的,也是地理的中心);浙东的都会当然在越州(历史中心,浙东地理中心在金华,但开发较晚)。杭州地处浙西的边隅,只能做一个属县或属郡。把两浙并为一个政区实始于吴越钱氏的建国;自两浙而言,则苏、越皆有偏处一隅之病,杭州正为地理中心所在,吴越国的首都,便非此莫属了”。

  二是古越——宁绍(今舟山,历史属宁波)系“古越文化”地,即古越国。绍兴、宁波对浙江很重要,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宁波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是我国稻作文化最早发现的史前遗址。绍兴,又名越州、会稽。会稽郡因会稽山得名。相传夏禹时即有会稽山之名,会稽即会计之意。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二十五年,秦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此为会稽郡首见于史籍。汉初,“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领二十余县。其南有闽越,即秦代闽中郡。今天的“宁绍地区”,既有行政区划的内容,也含自然地理范围的界定,还兼顾以往研究中的一些习惯性指向。它主要是指四明山、会稽山以北的余姚、绍兴两地,特别是宁绍平原地区,包括属浙东沿海丘陵地区的象山、奉化、鄞县、镇海等地,还有位于东西两端的舟山群岛和钱塘江下游南岸龙门山以北的萧山中北部地区。

  三是婺越——金衢严是浙江中西部很重要的地方。金华,春秋战国时,为越之西界,古称“婺州”。衢州,《国语》云:勾践之地……西至姑蔑。这里有8000—10000年前的上山文化遗址,该遗址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这里有商周以后姑蔑文化与越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乌伤文化”;这里更有唐宋元明以降的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如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浙东学派重镇吕祖谦、永康之学代表陈亮、明代开国大儒宋濂等。婺越文化区除了现金的金华、衢州,还包括历史上的严州。严州,也称睦洲,位于钱塘江中上游,原下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六县,即现在杭州地区的淳安、建德、桐庐一带。金衢盆地指金华、衢州、梅城(古严州府所在地)一带的衢江、兰江、新安江、金华江河谷地带。

  四是瓯越——温台丽。温州、台州、丽水(处州),这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区。《吕氏春秋·恃君篇》高诱注云:“越有百种”,其中于越、句吴、杨越、闽越、南越、东越、山越、骆越、瓯越等,都是越族中著名的分支。温台丽在历史上均属东瓯地。这个瓯越亚文化区,即美国学者施坚雅先生提出来的经济地理概念“瓯、灵河流域”:温州瓯江流域包括瑞安一带,台州的灵河(江)流域,丽水(处州)是这一区块的腹地。历史上三地均曾有过辉煌,在隋唐之际,台州的佛教天台宗、道教南宗、寒山子及和合文化等,达到顶峰;自宋以降,温州的市民文化灿烂,不仅结出中国戏剧之花“南戏”之硕果,更有“永嘉学派”至今发挥着积极的学术引领作用;元末明初,处州(丽水)青田南田(20世纪40年代划出归温州文成县)出了个“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山河刘伯温”的一代帝师刘基,更是让世人刮目至今!

  “浙西”与“浙东”

  传统对浙江地域文化的区分,还有一个非常简便的“两分法”: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为“浙西”、“浙东”。浙西,下三府,杭嘉湖;浙东,上八府,宁绍台温处金衢严。浙江文化的分异实际上是吴越文化的分异。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自然生态的相异,形成了远古吴、越文化的差异性,在尔后漫长历史岁月里,不仅使吴越两地的地域分界始终存在,而且对两地的文化也一直保持着影响,并使二者呈现“对峙”状态。

  首先是吴越两地的分界线钱塘江。钱塘江将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两浙”之称也是如此来的。唐代浙江分为浙江西道和东道,宋代改称为浙江西路和东路。清乾隆《浙江通志》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就是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其次是浙江(又称钱塘江)的得名。唐属江南东道,设浙东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宋置两浙路,南宋又分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简称浙东路和浙西路;元设浙东海右道和江南浙西道;明设浙江省,为浙江得名的开始,后改浙江布政使司;清改浙江省,省名至今未变。

  “两浙文化”

  两浙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原因,精神品质虽有共性,也有差异,历史上就有“浙西尚博雅,浙东多豪俊”的说法。相对而言,浙东人的开拓较多体现在经济领域,且具有爆发力的特征;而浙西人的开拓可能更多体现在人文领域,其人文精神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如崇文厚德、宽厚诚信、兼容和谐。唐代时期“上八府”就已开始形成,是唐代时期江南东部的局部。明确的浙西、浙东之称谓始于南宋。就历史上“两浙”的范围而言,还应包括当时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等地。苏南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区域,曾是一个行政区划,历史以至近世,一直非常引人注目,是江南一块非常重要的地区。

  浙东、浙西的文化,虽然在个性上差异较大,但“两浙文化”——浙江文化,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共同铸就了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第一个时期是史前和先秦时代,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及越国文化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南朝至隋唐,包括浙江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开发加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三个时期是南宋以来至近代,在这1000年间,浙江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尤其是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学术文化盛极一时,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极其光彩的一页。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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