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坚持年鉴编纂正确方向 推动郭沫若研究蓬勃发展
2017年11月14日 07: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14日第1330期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自《郭沫若研究年鉴·2015卷》起担任编委会主任。值此卷出版发行暨郭沫若诞辰125周年之际,《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对张江教授进行了访谈。张江教授就《郭沫若研究年鉴》出版的时代意义,郭沫若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今后《郭沫若研究年鉴》的编纂方向等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今后郭沫若研究和《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否请您首先谈谈《郭沫若研究年鉴》创办的时代意义。

  张江: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郭沫若研究年鉴》的创办,恰逢党领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快构建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伟大契机。《郭沫若研究年鉴》是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中唯一一部以人物为主体的年鉴,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拓展和补充。多年来,我国学界在郭沫若研究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也应承认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同样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突出问题,郭沫若本有的历史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在现代化、当代化上下功夫不够,郭沫若研究还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样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学风问题造成的,诸如急功近利、东拼西凑、闭门造车和坐而论道等不良现象还普遍存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我认为现阶段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对郭沫若过往和当下的研究成果进行“盘点”,总结研究得失,汇集优秀成果,特别是要对郭沫若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摸底清查”,而这恰恰就是《郭沫若研究年鉴》学术功能最集中的体现。所谓“鉴”就是要明得失,察事理,辨方向,《郭沫若研究年鉴》承担了对年度郭沫若研究的成果辨析、问题解析、方向明晰的使命和责任,也必将对构建郭沫若研究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以及郭沫若研究的蓬勃发展起到有力推动作用,以学术的方式和思想的力量为繁荣发展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您提出的当代文论的重建路径,特别是“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在中外文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其实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也存在着“强制阐释”的现象,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江:受西方文论有关思潮影响,就像在中国文论界一样,在郭沫若研究特别是对郭沫若有关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制阐释”的征候。所谓“强制阐释”,主要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移植到文学批评领域之内,使文学批评脱离了正常轨道。此外,文学批评者为了达到某些目的,主观预设批评立场,使文本的阐释背离了文本的原意。

  在郭沫若文学研究中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比如对《女神》的阐释,往往贴上诸如“浪漫主义”、“劳工神圣”、“惠特曼”、“泰戈尔”等标签。但是,这却恰恰背离了《女神》文本的本体。首先,《女神》是一部“剧曲诗歌集”,在56首作品中既有现代新诗,也有西方诗剧;既有短小抒情,也有大段描述,这与严格意义上的诗集还是有区别的。其次,《女神》产生于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正是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突变的关键时期,而郭沫若恰恰远离了这个独特的文化场域,故《女神》的语言构成是独特的。以上这些都是《女神》文本的本体,但是现在有些《女神》的研究却远离这个本体,把从其他领域移植的理论简单套用到《女神》的阐释之中,看似华丽的论述背后却是对文本本体的偏离。

  在郭沫若研究中,应该特别注意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转变,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究文本中间有什么、是什么,对文本的原生话语作出初始规定。此外,郭沫若作为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文化名人,对他的文本阐释也应向外延伸,探寻与文本相关的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寻求佐证,回归文本,以修正补充对原生话语的初始规定。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鲁迅的文化自觉联结着宽广而深厚的文化视域,既有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与反思,也有对民族前途的拷问与考量;既有对本土文化的诊脉和甄别,又有对世界文化的探究和展望。那么,郭沫若的文化资源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何意义呢?

  张江: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就曾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由此确立了鲁迅和郭沫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两面旗帜的地位。如果说鲁迅代表着理性的文化思考的话,那么郭沫若就是感性的浪漫精神的代表,以他们为代表的两种文化力量共同汇聚成了现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洪流。

  相较于鲁迅的坚韧和冷静,郭沫若则带给了中国现当代文化更多的创新思维和感性精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类知识分子竞相登上历史舞台,演绎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文化变革,郭沫若以其“凤凰涅槃”的变革精神和“天狗狂飙”的感性热情迅速成为了“五四”文化场域中重要的一极。但当“五四”文学革命热情消退,变革的人群开始陆续退场,鲁迅也不免发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感喟之际,郭沫若借助这种创造性革新、跳跃性思维延续着“五四”文化革命的历史使命。他是唯一一位亲自参加自北伐战争到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五四”文人,更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历次重要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参与者,见证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全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管窥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得与失、取与舍、扬与弃。

  郭沫若的文化资源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不是某一具体方面,而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文化参照系。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在当今文艺批评领域,您多次强调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地位,就必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掌握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权。那么具体到郭沫若研究方面,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他的文艺批评思想,发展他的哪些文艺批评理论呢?

  张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构建起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掌握文艺理论的话语权。改革开放后,中国理论界大量引入西方文论,出现了“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审美”的现象。长此以往,将会背离中国文艺发展的正确路径。如何构建文艺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郭沫若的文艺批评中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郭沫若除了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外,还有很多文学批评作品传世。在他的《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等批评文集中,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此外,郭沫若在创办《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时也非常注重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话语的构建。特别是他所译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并没有照搬照抄河上肇的理论,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郭沫若这种对待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方式,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批评者认真学习和借鉴的。在今后的郭沫若研究中,我们应该加大对郭沫若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度,总结其文学理论方法的得失,发掘其批评话语的当下价值,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您多次撰文指出,我们要正确对待和认识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不能“肆意亵渎经典”,也不能“刻意挖掘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阴暗的东西”。郭沫若在现当代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特别是借助于网络传媒,关于郭沫若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的认知,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现象?

  张江:这是当今文化领域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阐释”理论体系。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之中,阐释都应该是理性行为,对任何事物的阐释都应该以理性作为出发点,而阐释的接受、流传也必须以理性为约束,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阐释体系。另外,我们还应该明晰私人性的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统一性。个体阐释的理解与接受应该被公共理性所约束,在此范畴内,个体阐释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也具有留存的价值。

  在郭沫若认知领域中,存在争鸣和争议是很自然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仅仅以放大某些负面的认知,刻意造成不良的传播效果,便是没有存在意义和留存价值的个人阐释了。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2016年首个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成立。请就中心建立的意义以及今后工作发展的方向谈谈您的意见。

  张江: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和国际交往的日趋广泛,中国文化必然要全方位地“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中国文化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应该传递给世界怎样的文化信息,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只有带着自我的独特价值和内涵才能被世界接纳。也就是说,要坚定“中国精神”的内核,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递出中国的声音。在此背景下,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在埃及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文化先行的重要实践之一。

  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的设立是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将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如何走向海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借鉴和参考。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是享誉世界的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某一个具体方面,也更多展现在他对于世界文化的认知与参与程度上。他通过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国外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把革新的精神文化引入到现代中国,给中国现代民众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他也通过对《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译介,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带给了东方古老的民族。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多部作品,也被翻译成各种不同语言在国外广泛传播,“中国精神”也随之广泛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讲,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今后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的建设中,一定要坚持传播与吸收并举、研究与教育共存的方针。要通过举办“郭沫若中国学术高端论坛”、郭沫若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精品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学术文化活动宣传郭沫若,传播中国文化。《郭沫若研究年鉴》也应该及时予以报道、记载和评析,以此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请您对《郭沫若研究年鉴》今后的编纂提出意见建议和改进措施。

  张江:《郭沫若研究年鉴》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6卷,从无到有,从简到精,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下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相信,只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和编纂方针,不断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郭沫若研究年鉴》就一定会彰显出更加鲜明的特色。在今后的编纂工作中,要注重对有关郭沫若以及同时代文化名人文献资料的抢救性保护,通过访谈、口述、约稿等方式让历史的参与者们留下珍贵的历史影像,要以精心细致的年鉴编纂工作不断丰富郭沫若纪念馆的史料收藏,推动郭沫若研究的蓬勃发展。

  祝《郭沫若研究年鉴》越办越好!

  (本文由《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张勇、王静整理)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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