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技术与权力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新型互动塑造了一种以数字化劳动、数字化监控、数字化交往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新样态。商品拜物教这一资本本身固有的意识形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更加普遍，“监视工业复合体”在政治领域的兴起，数字实证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使得商品拜物教进一步延伸至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呈现为以支配、控制以及不平等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揭示了商品化越是成为社会的支配性逻辑，商品越是呈现为超越性的物，劳动的作用就越是被遮蔽在商品这一物的形象背后。如果说这一批判揭示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事实，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劳动中的物化逻辑则更为隐蔽。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将包括数据和通信在内的几乎一切都商品化、私有化。在物的逻辑背后，数字劳动呈现出“非物质”“非社会关系”的外观，物质性的一面和真实的社会关系隐而不见。如果我们把借助于人脑、语言和数字媒体来组织人类经验从而创造出新的产品的劳动一般性地称为数字工作，那么数字劳动则往往特指数字工作中的增殖维度，与资本积累相关，并建立在消费（生产性消费）、对个人数据的持续监视、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广告、预测算法等基础之上。
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功能批判，曾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题。如果说哈贝马斯曾揭示了技术统治论作为隐形意识形态如何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合法化，以及工具理性支配下人的自我物化如何取代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的文化理解，从而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那么，在网络、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游戏劳动则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意识形态。非生产性娱乐与生产性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变得难以分割，娱乐和劳动汇聚成服务于资本积累的游戏劳动，所有的人类时间都趋向于被资本利用以产生剩余价值。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中，将资本主义掩盖剩余价值并制造“同意”的机制也称为“游戏”，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元素，“基于个体努力程度”的薪酬体系发挥着意识形态遮蔽的功能，不但纵向的阶级对立表象化为工人之间的横向冲突，而且竞争个体冲突背后的资本也隐而不见。
不仅如此，伴随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以及资本的全球流动，新的社会不平等出现，互联网的剥削倾向加剧，数据所有权与数据掌控权之间的“数字化鸿沟”日益加深。结构性的数字不平等造成社会财富向统治阶级流动，弱势群体不仅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由于掌握数字化技术能力的限制而被剥夺了一系列基本需求。此外，数字化鸿沟还可能催生不同形式的权力，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焦虑。简言之，数字化技术的普及虽然可能会带来社会空间的均衡化发展，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和分化已经消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已经变得越发严重。数字化帝国的形成，甚至可以将极端不平等的两端压缩在同一个空间场域，从而创造出大资本对弱势群体的盘剥。
在今日政治舞台上，伴随政府监视与大工业相结合的“监视工业复合体”的出现，权力精英的介入管控，监视技术意识形态化，资本和权力融为一体。在这种监视性意识形态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大数据实证主义。所谓大数据实证主义，即认为数据能够解决一切的意识形态幻象。在这种意识形态幻象支配之下，数字化治理以及大数据治理被“去政治化”，似乎治理的任务可以“实证性地”推论得出，而无需从作为主体的人类行为者得出。沿用卢卡奇物化批判的逻辑，大数据实证主义倾向于把一切都简化为“可计算”的量，并由此导致人类行为的物化。对技术能够解决一切的理念和逻辑的批判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传统中早已存在，霍克海默称之为工具理性，马尔库塞称之为技术合理性。大数据的兴起在工具理性、技术合理性批判之外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大数据意识形态批判，它指向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如下观念：大数据能够控制、解决和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然而，作为工具理性的强化，大数据实证主义不但不能克服反而加深了二元主义、决定论和线性逻辑，并产生了新的支配和剥削。
除政治领域之外，数字实证主义也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传感器的小型化和相对低廉的成本意味着它们可以安装在几乎任何地方，从而允许分散式网络收集人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数据。互联网用户在社交媒体网络上花费的时间、创造的数据，都成为被资本用于行为分析的免费数据。简言之，网络传媒与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一起，建构着人类交往和日常生活新样态，社会生活越来越被数据或利用数据的平台过度地介入，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通过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日常生活深刻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由斯图亚特·霍尔和伯明翰学派扩展为一个完整的媒体和文化研究流派。霍尔认为，文化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受到技术的影响。他认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移动电话、高速宽带连接成为生活必需品，新闻信息、观点、意见和评论经由互联网广泛传播。在这种数字技术泛生活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不但没有消失，其支配和统治的逻辑反而更加深刻地根植于文化和社会之中，成为一种隐形的规范，塑造着人们的信仰体系。
在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丹·席勒看来，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激进的社会和技术变革，但并没有减轻，反而可能增加了不平等和资本的统治。大数据技术许诺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确定性，然而其所依托的大数据实证主义与资本、权力携手，又不断地加剧了危机。席勒曾直言，大数据背后存在权力落差，信息过剩的表象背后是“信息赤字”，受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原本可以用来造福人类的信息技术仅仅成为盈利的工具，信息产业显然无助于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废除数字化技术而返回到前现代技术。数字化技术本身内蕴着私有与共享的对抗，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既可导向控制和支配，也可导向合作、共享和解放。马克思十分强调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制度背景，社会问题的产生不在技术本身，而应该把技术放置于它所在的制度背景和社会关系中去看待。因此，技术不应满足于盈利以及服务于少数人的私利，而是旨在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大数据之大并不仅仅是指其量的巨大，还应内蕴数据之于人类的意义。数据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应是人类臣服于数据和算法。如果大数据服务于资本积累，目的只在于从人们的生产、交往中攫取利润，必然造成日常生活的异化以及为再生产而斗争的冲突加剧。人及其普遍的解放是马克思最关心的问题，它是人类达到去除异化之后真正人的生存样态。然而，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由资本逻辑所掌控、被资本积累所驱动的社会中，任何技术上的进步和补偿都无法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总之，伴随数据商品化、互联网剥削和技术异化风险的加剧，数字鸿沟和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现象加深，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成为西方左翼学者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沿。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极易被技术与资本携手形成的超级权力所掩盖。从马克思所给出的替代性前景出发批判性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可以更好地呈现出公共数据共享、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全球治理的未来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研究”（20BKS1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