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实践中取得重要进展，突出成就表现在党的建设在社会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特别是在基层普遍增强，确保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正确政治方向。2019年度，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把“课堂”放在了人民日报社，“课目”确定为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意义非比寻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明确“四全”媒体内涵及传播格局

　　“四全”媒体是指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是对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趋势的精辟概括，全面反映了全媒体发展的复杂态势。如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移动传播与智能传播的发展一日千里，传播平台从新闻媒体向商业网站、行业网站、个人网站、电商平台、“三微一端”、各类公众号扩散；传播终端从报、刊、台向网、端、微、屏多终端转移，呈融合交叉之势；传播渠道、平台、终端多种多样，即时即景在线，以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场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这一全新传播格局的解读，需要以系统的理论框架为支撑。媒介可供性是一种全新的媒介研究视角，可分为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个部分，其理论框架符合探究“四全”媒体建设中的新兴传播形态和新型传播架构的需要。媒体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探索新技术为媒体增强可供性的进路，突破当前媒介融合困境，并借由可供性框架，评估新兴媒介技术和全新媒体组织形式的发展潜力，从而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以即时、移动、互动、分享、体验、扁平为主要特征的社交媒体时代，形成了一个体量庞大、复杂多变的信息传播系统，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发展“四全”媒体 创新社会治理

　　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必然转向以社会分工、行业自治为核心的多样治理模式。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两个概念，具备正规组织和机构的、形式化的大传统适用于上层阶级，而通俗化的、更强的小传统适用于大众。“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并存，意味着现代社会治理具有多样性。同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社会治理的制度化需要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通过相关的政策创新和制度建设，引导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健康发展，发挥社会组织等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调、沟通和服务等治理功能，有效激发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使各社会主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要不断拓宽党委、政府与各种社会主体互动的制度化渠道，加强党委、政府与社会主体的协调沟通，从而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构建“四全”媒体格局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是理解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三个关键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提出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一部署既鲜明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又体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既互为前提又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在多个领域获得新突破，包括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基本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推动养老金并轨改革、群团组织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更加重视人民主体地位，各地方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群众的新途径新办法，开创了群防群治新局面。

　　二是建构新时代社会治理系统融合创新模式。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社交媒体的出现及其对社会和政治的广泛影响，重新引发了学者对于媒体治理的重视和思考。在新媒体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媒体治理不仅指国家政府层面的政策管理，还包括媒体行业协会的共建规章、媒体的自我监管。同时，媒体治理还会受到来自全球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外部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媒体治理的进程和效果。

　　三是以大数据嵌入为重点，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效能。大数据技术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引擎，也是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的重要手段。因此，应构建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全国统一的社会治理专项业务工作信息共享机制。要以“信息共享、数据联动、开放拓展”为目标，将公安、城管、食药等各个职能系统和各个城市、街道、社区的专有数据融入统一专业高效的网格化治理平台，从而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治理大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应嵌入党建、民政、卫生、物业等各类服务类应用，运用大数据技术集成和分析各个服务类应用的基础数据，实现社会治理数据的及时收集、准确分析和活化利用，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效能。

　　四是构建“四全”媒体格局。主流媒体要掌握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努力占领新的舆论阵地，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以支持、保障、引导和治理等行动，推进新闻舆论、思想理论、文艺娱乐与科普知识等网上内容生态健康发展，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从中央媒体到县级媒体的融合建设中，要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夯实、做强主流舆论场，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研究”（18AXW01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恐慌度量模型与调适机制研究”（19BXW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国际城市创新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