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开创新的制度文明
2020年07月14日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4日第1966期 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吴海江

  “中国之治”的关键是制度之治,是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合规律、合目的地运用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将科学完整、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建设框架。

  “中国之治”将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联系,各司其职、有机协调,有效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和全球治理的一次大考,中国战“疫”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之治”不仅在横向上具有特色鲜明的制度优势,而且在历史前进中调整制度体系,发展出新的制度样态。

  “中国之治”的根本是人民之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标识。一个国家怎样治理,正义与否,受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从本质上看还是治理主体和价值导向的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的资本增殖逻辑和抽象理性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是“中国之治”的内在要求。“中国之治”不仅以“现实的人”参与其中,回答了现代国家治理为了谁、依靠谁、目标是什么的本原问题,而且指明人民主体性的体现就在于美好生活真实体验的制度化实现,在于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之治和法治之治。

  “中国之治”的理想是天下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规律,以共在、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意识和世界精神,为全球的发展绩效和治理之功贡献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中提出的“中国行动”,正是“中国之治”天下情怀和世界胸襟的真实写照。面对身份政治的潮流涌动和国际霸权的肆意妄为,这一制度化的治理形态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在独立自主与合作共赢相统一的开放治理中对零和博弈的国际秩序的止息,更以一种建构的文明,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为人类社会的和合共生开辟了新的道路。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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