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隋唐墓志的历史内容，几乎涉及隋唐时代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社会制度和宗教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北朝权贵后裔，关陇集团人物，武则天政治、安史之乱与中唐事件，晚唐社会和战乱，周边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官员队伍为社会治理做出的努力，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影响。墓志还给我们一步步深入隋唐人内心世界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隋唐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念，当时人们选择远离官场的心理，对待财富的心理等，都可以从这些墓志中找到相关信息。

　　◆陈尚君（复旦大学教授）

　　齐运通继出版《洛阳新出七朝墓志》和《洛阳新志2015》后，又陆续编辑所得墓志为《新志百品》，此书中所收许多墓志对中古文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第一，隋及初唐重要史料的新发现。有关唐初政治史者，有杜伏威与戴义墓志等。第二，盛唐、中唐史事的特殊记录。《大唐故游击将军行密云郡白檀府左果毅安府君墓志铭并序》，涉及唐玄宗开元十年（722）以东光公主出降奚首李鲁苏的史实。第三，敦煌及晚唐史料的重要发现。《大唐故朝议郎守鄂王友南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是近年中原发现石刻中，罕见的载及敦煌归义军张氏家族核心成员的墓志。

　　◆荣新江（北京大学教授）

　　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吐鲁番、楼兰、尼雅、焉耆、库车、和田、穆格山等地都发现了不少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材料。出土文书对研究丝绸之路具有以下重要性：第一，出土文书提供了有关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直接记录；第二，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实态；第三，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东西传播的商品种类和商贸情形； 第四，出土文书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文化。今天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应当关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各类文书材料，发掘其中有价值的残片，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意无意留存下来的文本，丰富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谱写更加绚烂多彩的丝绸之路历史。

　　◆葛承雍（西北大学教授）

　　近年新出唐代墓志数量众多、蔚为大观，但是在墓志上镂刻画作，追思模仿逝者生前向往的生活场景，仍比较少见。新发现的唐开元二十三年（735）郜夫人墓志，四侧镌刻有线刻画，是一方罕见的镌刻有唐人生活情景的石刻。不仅史料丰富珍贵、弥补空白，而且艺术表现意象风姿、精彩纷呈。原来树碑立传的墓志，既留下唐人的书法石刻文字，也留下许多文献上遗失的连环构图画像，值得深入研究。

　　◆查屏球（复旦大学教授）

　　杜甫《崔氏东山草堂》《九日蓝田崔氏庄》二诗，可能是写其在蓝田崔氏山庄与家人聚会的情景。历来对于诗中的白水崔明府与白水崔少府二人，所注都不清楚，或以为二者为一人，或以为崔顶为崔顼之误。借助墓志文献可考订：崔十九明府，有亲兄弟三人：崔顼、崔顶、崔预，崔明府为崔顼，崔少府为崔顶；其孙辈出现了两位宰相，即崔顼孙崔造与崔预孙崔弘礼，《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删除了崔顶一支，又将崔顼误为崔顶；传世文献中权德舆为崔氏所作二方墓志铭以及近出权璩、李仍叔为崔氏孙辈所撰墓志，均将尉、令误书，而曾孙书、孙女婿所撰墓志不误。

　　◆朱玉麒（北京大学教授）

　　唐杨执一神道碑于2010年出土于咸阳国际机场附近，碑文为张说所撰，是《张说集》中少有保存下来的石刻。《张说集》的宋刻影抄本有很多错误，明刻本粗制滥造，且少了5卷。因此通过石刻本帮助了解《张说集》的真实面目，弥足珍贵。石刻本与集本相校，可发现差异有130多处。其中有一些属于习惯性书写产生的差异，但石刻本在很多地方更为准确。随着杨氏家族墓碑和墓志出土越来越多，可从政治史角度做更多的考量。

　　◆黄大宏（西南大学教授）

　　“晋唐文学与佛教史建构”缘起于“空间视野中的佛寺与文学互动关系研究”，所谓空间，一是佛寺，二是唐代十五道。研究层次有二：一是唐诸道佛寺与文学资料辑考。以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诸道建置地理为纲，辑考诸道一代佛寺之总体状况，并汇聚每一佛寺相关的历史与文学资料。二是晋唐涉佛文学叙述与佛教史建构。晋唐涉佛文学叙述类型广泛，核心是文人所撰的僧、寺碑铭，大量作品具有唯一性，是佛寺志及历代高僧传的史源，由此体现了晋唐文学创作影响到佛教的事实。推广而言，晋唐文学叙述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马立军（陕西科技大学教授）

　　“异刻”在魏晋以来的墓志中即已存在，发展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则是在唐代。唐代墓志异刻的类型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文本形式层面的空衍补挤舛漏等；二是文本内容层面的“十三事”不书、歧异、雷同等。前者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墓志生产过程中撰、书、刻三方和丧家间关系的不协调，尤其是检校举措缺失的实际情况。后者的存在相对隐蔽，一方面，源于丧家受“以厚葬为奉终”的社会风习影响，将墓志刊立作为获取孝名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唐代墓志普遍具有的形式象征功能的一种极端表现，属于“有意味的形式”。

　　◆朱兆虎（中华书局编辑）

　　罗福颐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在“秦汉魏晋私印”下收有一组三套印，释读为“杨就印信、杨就、叔贞”。审其字形，“就”当释读为“”。“”字即《说文解字》八下“旡部”之“”字，《说文》云：“事有不善言也。”按，三套印杨字叔贞，名字相应，其义易明，盖取义于“亮”“谅”。《说文》未收“亮”字，大徐本《说文》“”字下有按语：“臣铉等曰，今俗隶书作亮。”王鸣盛《蛾术编》谓“亮”为“倞”字俗隶俗写（钱大昕亦持此说），与“”字无关。段玉裁、桂馥等已疏通之，、凉、亮、谅等经传多相假借。如果说段、桂诸家从音义相关之理证明徐铉之说，那么此三套印可为、亮、谅通用的较早文献实例。

　　◆师海军（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通过对夏州（统万城）地区的相关史籍记载与出土墓志内容及墓葬位置的详细分析，大致可推断赫连夏建城至隋、唐、五代、宋初的五百多年间，夏州的沙化过程可以百年为界分为五个阶段，其间沙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由轻到重，直至宋代最终被废弃。综合分析中古时期夏州地区历代人口数量、战争、气候以及当地持续开发等因素，可以看到夏州地区沙化的原因及其废弃是上述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邱晓（西北大学副教授）

　　有意识地在墓地周边种植树木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墓葬习俗，在两周两汉时代甚至是严格的礼仪制度。松、柏、杨、柳、槐、栗、梧桐等是唐前文献中常见的墓地植物。但唐代墓志铭文中最多见的植物是松柏和白杨，白杨出现的频次要多过松柏。由此似可推测：白杨是唐代墓地植物之最常见者，这与唐人诗歌中的“白杨”可以互参，白杨在唐代诗文中与墓地有稳定的关系，其义与青杨、绿杨不同；唐代长安周边墓地种植松柏多过白杨，洛阳则相反，这可能与两京地区墓主的家世、官品差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