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历史，中国武术已传承千年，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自产生之初，一直助力着“国之大事”。“解决生存”和“促进发展”是中国武术的核心价值。
中国武术在产生之初，满足原始人类的“生存需求”是它最重要的价值，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有意识地运用击、刺、跳跃等身体动作，同时借助工具同野兽搏斗，获得维系生存的食物，使我们的民族得以繁衍生息。后来，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由游牧采集型向定居农业社会转变，并且伴随私有制度的产生，人类社会形成了国家、族群等复杂的群体，同时，又衍生出更高层次的文化与精神需求，中国武术的价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冷兵器时代的军事价值。
中华民族是崇尚和平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强调“君子无所争”“止戈为武”，在战争这件事情上，中华民族是被动的“退守姿态”和“不扩张，不侵略”的态度。因此，在中国古代军事建筑与军事典籍中，处处可见中华民族的和平思想。如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又如在《孙子兵法》中开篇就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是，又将“不战而胜”视为战争胜利的最高境界。普通民众更是直接表达了“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的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所以，在中华文明的滋养下，服务军事战争，杀伐格斗的中国武术，又蕴含着重要的和平思想。中国武术对于武术人要求“文武兼修，德技兼备”，努力达到“小则修身养性，中则保族宜家，大则护国佑民”三重境界。当国家受到外族侵犯时，作为文人武将的辛弃疾才有“醉卧沙场、马革裹尸”的豪情壮志。
直至今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已和中国武术产生之初的时代背景截然不同。所以，讨论中国武术的价值问题要立于国家需要、人民需求的立场，要用时代发展的全局观进行审视，要有既看到树木也看到森林的宏观视野。因为不同的立足点，会有不一样的结论，例如，有些学者还以武术能不能“打”来判断新时代中国武术的价值。还有些学者忽略了中国武术显而易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专门从负面的、滞后的局部狭小的视野分析中国武术，并以此推导出看似具有理论意义的“科学”结论，其研究表面看起来逻辑完整，实则以偏概全，极不负责。因此，我们在此呼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新时代的中国武术人要用心去体会、践行、挖掘中国武术的时代价值，努力让古老的事物焕发时代的光彩，为保障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满足国家需要、人民需求作出贡献。
中国武术“民族自信”的文化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国际关系研究专家金灿荣教授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格局在变、现代化的模式在变、世界生产力的布局在变、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变，即新格局、新模式、新生产力布局、新问题，这四个‘新’大概可以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含义”。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世界诸多国家都迫切需要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发展，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面对如此宏大的世界格局，新时代的大变革，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的载体，应顺势而为，挖掘自身的文化价值，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发挥作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所担当。
第一，发挥中国武术文化符号作用，做好文化使者，传播好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的力量往往赋予经济力量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世界文化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又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并以中国为核心影响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创造了无数灿烂的文化、文明成果。在诸多成果中，中国武术则是一种独具民族代表性的复合的文化样态。它与中国哲学、美学、文学、医学等相关，以独特的身体语言承载了厚重的中华文明。因此，如何发挥中国武术的文化符号作用，在国际传播中表达好中国文化，建构好中国新时代的形象，尤为重要。
常言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要以不同的文化名片，激活不同国家民间的沟通，自下而上地建立国际社会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形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舆论。传承千年的中国武术内容丰富，拳种繁多，如太极拳、形意拳、华拳、南拳……仅太极拳又分“陈、杨、武、吴、孙”等不同派别。中国武术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蕴含了中国文化尊重差异，强调“和而不同”，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思想。在中华文明的滋养下，中国武术中的一招一式都展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系统性、自省性的哲学思想，崇尚的是“术道并重”“身心一统”“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中国武术中蕴含的这些文化价值观，正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身体竞技的西方体育文化所缺少的。在文化体系中，西方侧重对立性思维、差异性思维，中国则强调共同体思维。因此，中国武术文化对促进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东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具有重要价值。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利用好中国武术文化符号，“以武会友”，发挥其文化使者的作用。
第二，树立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建构好中国形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另外一个重要改变，是推进了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将“东西矛盾”由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回顾历史，在19世纪以前，中西方没有邦交，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陷入任人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基于对当时中国国际地位之观察，写下“一国生事，诸国勾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论断。虽然那时“大变局”与今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义不同，但是在过去几百年里，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优势相比我们是绝对性、压倒性的胜利。近代以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是一种不对等的文化对话，本质上是现代工业文明对话传统农耕文明，带有强烈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
在此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随后，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大而未强”，实现“强起来”，必须增强中国方方面面的综合实力，在2019年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中，中国排名第27位，与经济总量世界第2位、军事实力世界第3位，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代表，在跨文化传播中，应建立强大的民族自信、民族认同，树立走向世界的信心，扩大中国武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武术“内外兼修”的健康价值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深深植根在中华大地的土壤中，将实用性与艺术性多重价值相统一，密切融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武术蕴含着中国传统“体、医、养”的综合健康智慧。无论何时，健康永远是全球人类共同的话题，所以，如何在新的时代与复杂的生活环境下，挖掘中国武术中蕴含的东方文化的健康价值，为全世界人类的生命健康作出贡献，这是中国武术人当下需要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易经》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如何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的养生健康思想，中国武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践行路径。
第一，中国武术中蕴含着“整体为一”的大健康观。从文字的建构上可以看出，“健”左边是个人，右边先用“有手有脚”来描述这个人的完整性；于是，“健”就给健康的人做了两个基本限定：其一，肢体在生理上的完整性；其二，肢体在动态上具有灵活性。在《尔雅·释宫》中，“康”的含义就有五路通达的意思。所以，健康应该是具备“肢体贯通，心理顺达”的两个基本要点。“贯通、顺达”这两点要求，在中国武术的身体习练中尤为重要，尤其凸显在太极拳的技法要求上，如太极拳要求“节节贯通”“绵绵不断”以及“一动无有不动”“动则牵动全身”等动作要领；在心理感受上追求“心静体松”“中正安舒”等。关于对健康的理解，在我们过去的生活观念中，常常把健康等同于“不生病”，拥有健康就是“控制疾病”。直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新时代的大健康理念，深刻地触动了我们对健康的新理解。只有对健康有了正确的理解，再通过不断地习练中国武术，转化为身体的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逐渐达到“身心一统”“整体为一”的健康状态。
第二，中国武术中隐喻着“和谐与共”的生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在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中，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要占到60%。健康与生活方式的关系，也就成为健康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生活方式”在一些相关的论著中被提到。“生活方式”一词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常用语”，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将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作为一对概念范畴提出，并且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也因此被赋予了重要的学术内涵。中国拥有广袤的大陆，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维持生存，传统的中国人时刻与土地打交道，对土地与自然万物具有特殊的情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着自然规律劳动作息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表达中国人顺从自然、尊重自然之情；“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表露了中国人感激自然、爱慕自然万物之情。所以，以中华农耕文明为理论根基的中国武术，带有浓厚的乡土性，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也衍生出中国武术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和谐与共”的哲学思维。
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武术强调“与自身和谐”，武术动作讲究和谐、协调，是所谓“内外三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其二，中国武术追求“与他人和谐”，从“较技不较力”为主要的价值诉求，到“点到为止”的行为规训，习武的目的是“以德为心，以体为行”，即对个人笃行修身的要求。其三，中国武术向往“与自然和谐”，中国武术中有很多师法自然的象形拳，如猴拳、狗拳、鹤拳等，从大自然中吸收营养，模拟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动作、姿态，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顺乎自然，以此来求得“物我平衡”，达到“阴阳平和”的境界。
中国武术“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
在现在复杂多变的时代格局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与根本保障。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立德树人”的教育意义。
中国武术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习武者的原则，以教者的言传身教来引导以及发展受教者的一言一行。中国武术中的“武德”指的是：武，止戈为武。武是停止干戈，消停战事的实力。德，以仁、义为核心理念，以上、止、正为行为操守的言行举止。武德，专指以武的行为特征、以仁义为准则的修习武术之人的言行举止操守准则。中国武术在漫长历史长河的演进中，始终把“武德第一”作为习武的原则，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崇尚品德为出发点的良好环境。在古代弟子想要学艺，必先修其德行，通过打杂来锻炼心性，心性稳定后方能入室传授功夫，这便是常说的“未先练拳，先修其身”。
中国武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武德之一为“侠义”精神。“习武者绝不是恃强凌弱，而是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态，对弱者施以援手，对强暴施以压制，还世界以清平和公正”。中国武术鼓励参与者锄强扶弱、见义勇为，敢于为正义而抱打不平的中国武术侠义精神，体现了习武之人最大的仁爱之心。这种“侠义”精神是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抗争，独任天下之重而无所回避、义无反顾，是能将“家、国、天下”紧系于心的大爱。近代以来很多武术仁人志士，如霍元甲、韩慕侠、大刀王五、神拳大龙等，在国家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行为，应该就是最好的写照。作为在祖国繁荣强盛时期长大的一代人，爱国之情早已深深地扎根在这一代青年的心里，这种种例子都是给后人最好的榜样。
所谓“树人”，便是以德行育人。不论是哪个拳种、哪个门派，武德的遵守和传承都是超越“技术”层面的教育内容。武德教化对参与者而言是最为基础的做人教化。它会直接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只要牢记并在生活中实践，就能成为知德知礼之人。中国武术发展传承的不仅只是技术，它传扬的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崇高的品德。因此，让广大人民在习练武术锻炼身体之外，还可进一步了解中国武术以身言教的美德文化。这也是中国武术具有综合的教育价值的原因，其具体表现在中国武术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等特殊的教育形式，潜移默化地培养武术人的品行道德。中国自古强调“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在中国武术中（尤其是传统武术），老师往往被称为“师父”，其在伦理规范上复合“师与父”双层身份，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职责，也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期望，因此，中国武术中的师父对徒弟成人、成才在不自觉中肩负了双重的社会责任。所以，中国传统武术不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武术技术传承，更多是成人、成才的礼仪规范与道德教化。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自古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尊师重教”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教育更是把“立德树人”推至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并明确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背景下，更促使中国武术不断追求“武以成人”的终极价值，进而完成对人生命与内在精神人格的培养。
中国武术“为国争光”的体育价值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地位、目的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了新的篇章。尤其在1984年国家体委将全国武术表演赛改为全国武术比赛，使武术竞赛又前进一步。1985年1月国家体委颁布、实施了武术运动员等级施行标准。1994年国家体委推出“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武术在这两个计划中肩负着特殊使命。自此，在国家和党的重视下，武术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武术的体育化发展也提高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凸显了重要的体育价值和传播窗口作用。从1990年国际武术联合会在北京成立，2002年得到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目前已拥有五大洲的洲际联合会和155个会员协会，全球有1.2亿武术爱好者。从1991年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至今，已经在10个国家举办了15届。2019年在上海举办的第15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中，有10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新时代武术以体育竞赛为传播平台，拓宽了发展的道路，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成为新时代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符号，肩负着时代责任。
2020年1月8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执委会会议，会上通过了将武术列入第四届青奥会的决定，这也是武术首次成为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这句古诗也许正是中国武术人内心激动的呐喊。因为在武术入奥的事情上倾注了几代武术人的努力，其民族意义甚至超过了事情本身。国际武术联合会曾分别于2001年、2008年和2011年3次向国际奥委会提交入奥申请，并于第三次入围2020年东京奥运会8个备选项目，但最终均无缘入选。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也明确提出“力争武术项目早日进入奥运会”。可以看出武术入奥运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此次加入青奥会，为武术运动进一步国际化普及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这也是武术入奥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武术的体育化发展和其他人类实践活动一样，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地变化。任何事物都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态之分，竞技武术就是中国武术现代性的主要时态，时代发展的新范式。但是，武术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是曲折的，自身的文化定位也是艰难的。自民国初期在中西不同思潮激烈交锋下，尤其是“土洋体育争论”的影响下，过去一百年中“求变求新”早已成为武术发展的时代共识，“中华新武术”就是武术西方体育化的最初成果。这种新的武术方式的出现和逐步被推广与认可，其本身就是“以西变中”“以体变武”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竞技武术是近现代武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促进了武术国际化的发展。其产生之初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让以中国武术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平等地对话西方体育文化，但是发展多年却收效甚微。中国武术为了早日完成奥运使命，一度迎合奥运规则要求，外在技术上不断向竞技性改进，消解了项目特点；内在价值上不断地让步自身立场，失去了文化自信。由此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选择，“革新”大于“继承”，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借鉴，“拿来”多于“反思”……以至于中国武术竞技化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降低了民族认同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本民族的文化符号，一定要坚定文化立场，树立强大的文化自信。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倘如民族失去文化自信，历史一定由他人书写”。因此，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在现代体育化道路发展上一定要坚定文化立场；用足够的民族自信让中国武术“走出去”，向世界表达新时代的中国。而且，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几乎都伴随着自己文化影响力的崛起，世界文化中心也往往随着国家崛起而不断转移。例如18、19世纪时，欧洲国家的崛起带来了欧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20世纪随着美国崛起，美国文化的影响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今天中国正在迅速地走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央，这必然带来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现在西方世界比任何时刻都迫切地想了解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在此背景下，武术作为独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东方体育文化的代表，应以加入青奥会为契机，在奥运赛场上展示新时代的“国家形象”；同时，需要不断完善中国武术文化、技术知识体系，肩负起促进世界体育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国际重任。
结束语
中国武术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孕育下产生的，纹理肌肤间镌刻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它以中华农耕文明为底色，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武术文化形态。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平时代的到来，中国武术具有了多样化的时代价值属性，如“文化价值”“健康价值”“教育价值”“体育价值”等。但是，当今是个流动的时代，一切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于中国武术的研究应立于时代之所需，国家之所需，人民之所需，深层挖掘其内在的价值；不断地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从传统中汲取智慧，顺势而为，为新时代的国家、人民而服务。同时，呼吁新时代的中国武术人要敢于担当，思考中国武术发展的新方向与新研究，力争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大学体育军事部、武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