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几经波折，终于来到陕北。在保安，他广泛考察，深入调研，展开访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写下了一部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先在英国面世，旋即在上海被翻译为《西行漫记》出版，风靡一时，由此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正如李杨在《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所言，斯诺的《西行漫记》可以被视为现代中国叙事文本的奠基性著作。它为中国人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视野。更有一种看法认为：是斯诺这样一个西方人写的《西行漫记》帮助中国人认识了自己。的确，埃德加·斯诺有着过硬的专业素养，他为了追求真相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只身赴险，体现出新闻从业者的良好职业道德。正因如此，他能最大限度地摆脱西方文明对东方民族的偏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正是《西行漫记》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原因。然而，即便斯诺有意识地将自身民族的刻板印象压抑在客观叙述之中，民族（文明）共同体对个人的影响也常常会在无意中流露出来，使得《西行漫记》成为一种典型的跨文化文本。

　　《西行漫记》集新闻通讯与纪实文学为一体，但自始至终难掩鲜明的个人色彩，只需细读其中的风景描写，便能对此心领神会。六月的北京，尚未启程的斯诺便看到“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当行至半途，面对黄土高原变幻无穷的山丘时，他赞叹道：“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象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甚至夜宿村庄，睡在村公所的一间“有臭味的屋子”旁边，躺在露天的两扇破门板上，他也依然能注意到“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并且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西行漫记》中，新闻记者的严谨客观常常与旅行家特有的浪漫诗情交替呈现。

　　斯诺的旅行者心态其来有自。他自小深受马克·吐温的影响，渴望像哈克贝利·费恩和汤姆·索亚那样从事冒险旅行。早在中学阶段，斯诺和他的伙伴们就开始了长途旅行。1927年，斯诺瞒着父母制订了为期一年的旅行计划。在1928年来到上海之前，中国仅仅是他旅行计划的一站。然而斯诺的“旅行”，内涵却与今日不同，恰是20世纪“东方热”的产物。在启程后留给父母的信中，他表示了对目下“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和劳神的思想方式”的不满和厌倦，对“传说中的、遥远的地方”的心驰神往：“许多城市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使我无法集中精力：‘加尔各答’；然后是‘巴勒斯坦！’；‘上海！’。”（参见《埃德加·斯诺传》）

　　斯诺的这一段心理活动，或可看作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的缩影。垄断资本与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使人们被异化成“一部庞大的机器里的一只齿轮”，生活在“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日子”中，痛感精神的贫瘠与荒凉，因此就想到“那些传说中的、遥远的地方”去（参见《埃德加·斯诺传》）。而所谓“遥远的地方”，就是神秘的东方。斯诺访问陕北的年代，西方正处在新一轮的“东方热”之中。文化殖民的传教热情，逃离现代工业城市的渴望以及一战留下的精神创伤，诸种复杂的因素促使一大批西方人踏上前往东方的旅途，将异域风土的美丽与污秽一一付诸笔端。

　　“东方热”的影响，在斯诺的文字中时或可见。斯诺初抵上海时，与“向西部迁移的同一代美国人”怀着同样的浪漫冒险情怀，渴望着探索未知的世界。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斯诺饱读东方学文献，并为之沉迷，“我读得越多,就越使我倾心而沉溺其中”（参见《斯诺眼中的中国》）。在“好奇心和猎奇的欲望”的促动下，在《马可·波罗游记》的诱导下，斯诺游历了台湾、广州及缅甸、印度等地，并在云南遇到了著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参见《复始之旅》）。洛克在该地的考察文字和摄影作品激发了詹姆斯·希尔顿的创作灵感，后者于1933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创造了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东方乌托邦——香格里拉的神话。而在这本书出版前不久，斯诺也以一系列的报道记下了自己在云南等地的漫游见闻。对这一段神奇的东方之旅，斯诺晚年依然念念不忘。

　　基于这样的联系，我们再来审视《西行漫记》中的“风景”，便不难发现其中内嵌的“东方情结”。尽管斯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边区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然而野性的色彩却时常不可遏制地跳跃于笔端。例如当他从保安出发，经过内蒙古草原时，即发现“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在野羚羊的跳跃瞬间，旅行家的眼神、探险家的眼神惊鸿一现，他如此兴奋地注视着这造物的奇迹。当离开边区，在南部边界，他捕捉到“两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这种大自然中跃动的生命活力，正是“一部庞大的机器里的一只齿轮”的生活中遍寻不见的稀世奇珍。斯诺更将红军的艰苦行军视作“中学生的假期远足”，“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歌声，“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居然让他生出“这是一支军队吗”的疑问。

　　行军是陕北游记中常见的“风景”。然而，将军人与小动物并置，勾勒亲切和谐又略带一点滑稽意味的“假期远足”画面，不能不说是斯诺别出心裁的创作。这画面无疑是他文化心态的投射，其中蕴藏着亲近自然、顺应自然的美好想象。这个“年轻的中国”虽然抛弃了“古老中国”的厚重、神秘与忧郁，却并未脱去田园牧歌式的底色，同样令人向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除去对异域风景的迷恋，不管斯诺对年轻的红色中国抱有多大的同情和欣赏，他依然与他的“东方学”先辈们分享了很多陈规陋见。比如在《西行漫记》中，他对红军剧社的赞美竟是建立于对传统京剧的厌恶，更不用说他把儒家经典看作“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在一定程度上，斯诺对红色中国的认同恰是因为其背离“中国”的一面。在这里，东方乌托邦的想象与东方主义的偏见交织在一起。

　　写作《西行漫记》时，斯诺已在中国游历了八个年头。最初的文化新鲜感已然淡化，全面抗击法西斯的炮声却即将引爆。或许正因如此，《西行漫记》一书的“东方情结”隐蔽在严肃客观的纪实文字之中，不易为人察觉。但如果考虑到《西行漫记》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和广泛影响，我们可能不得不正视的是，这一“东方情结”同样功不可没，它伴随着斯诺的浪漫冒险精神进入了革命“圣地”的形塑之中，为其愈加深入人心贡献了耐人寻味的别样力量。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