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文化应急管理体系
2020年06月04日 07: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4日第1940期 作者：范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人民经历的一场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文化应急管理体系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就目前的经验和判断，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包括但不局限于应急文化装备和应急文化内容的储备、突发舆论事件的引导、突发性公共危机后社会心理的治疗以及鼓励文化企业、社会群体在应急时刻积极发挥作用等方面。此次疫情中，我国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有序发展，文化市场日益繁荣，文化经济总量明显增加。2005—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高于GDP同期年均增速。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86624亿元，同比增长7.0%。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889亿元，同比下降13.9%。文化及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冲击，文化市场短期下滑明显。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回暖趋势，但由于国际疫情前景不明、文化消费信心尚未恢复等原因，第二季度文化产业发展依然有一定不确定性。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提升文化产业风险应对能力和市场抗压能力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是坚持和贯彻国家文化安全观的必然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文化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不仅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制度安全、文化权益安全，还包括文化资源安全、文化事业安全和文化产业安全等。新冠肺炎疫情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提出了全新命题，如何在危机下维护文化安全，在风险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是推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应急管理体系作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此次疫情对我国文化应急管理及文化治理能力是一次严峻挑战，在此过程中暴露了一些短板，主要表现为应急意识不足，缺乏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准备和应对存在不足，“急就章”现象较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对推动我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机遇，应该在警醒中全面审视、深刻思考、积极作为。
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的高传播性导致各地防控升级，线下消费空间被强制隔断，无论是景区、酒店还是演出场所、电影院，临场体验型文化消费活动缺失，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受到限制。同时，受疫情影响，依赖于制造业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限制，加之传统文化内容生产端的数字化能力比较差，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相对不足。虽然线上文化娱乐活动兴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但也暴露出部分行业线上供给能力和数量不足的问题。当前，我国已经发展到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新阶段。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体系化的产业链，保障应急时期优质文化内容供给，对深入推进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的四点思考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加强、优化、统筹国家应急能力建设，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要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跟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步伐，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必须下真功、见实效，既要做好制度准备、设施准备，更要做好队伍建设、媒体建设。
首先，放眼全局，将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之中。应急管理体系是国家统筹协调能力的集中反映，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备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产业得以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一方面，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要求弥补当前文化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不断深化文化领域治理主体及各项制度的改革，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将“文化优势”转变为“文化能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要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文化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也要建立起文化应急管理体系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之间的联系机制，探索“局部—整体”框架高效联动运转的制度安排，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做到国家应急建设“一盘棋”。
其次，加强紧急文化战略物质资助、设施建设，做好文化应急准备。国家需要口罩、防护服等战略性资源储备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同样需要相应的文化设施和文化装备战略布局。数字经济时代下，人们通过多种媒介活跃于现代数字互联网通信体系。在此情境下，包括广播电视系统、互联网传播系统在内的媒介系统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凸显，因此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更加不可或缺。此外，此次疫情中乡村大喇叭等传统广播媒介的作用重新显现，唤起社会各界对媒介布局的重新思考。布局国家媒介网络，要充分考虑我国民族多样性和地理差异性，搭建适合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文化应急体系硬件基础，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网络全覆盖。
再次，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形成自上而下的应急响应体系。硬件是基础，管理是核心。综合治理能力是应急手段落地的关键，要建立风险评估、风险防范、应急处理、事故调查、执行反思等一整套工作机制，厘清权责体系，完善文化应急体系配套工程，将文化应急落到实处。在“云经济”不断发展的未来，国家应充分利用网络媒介，搭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真正实现“公共数字文化进万家”。一旦发生重大灾难，国家应在第一时间开放线上文化资源库，为民众提供丰富的精神享受，从而减少灾难带来的恐慌情绪，缓和社会公共事件舆情。此外，建设文化应急管理体系还须坚持主体多元化原则，积极吸纳包括志愿者队伍、心理咨询队伍等在内的社会应急力量，建立政府应急力量、专业应急力量、社会应急力量一体化系统，通过多种途径培育群众的社会风险意识，建立事前、事中、事后针对社会人员、物资、资金等的统筹协调体系，让社会资源充分涌流。
最后，完善应急事件信息传播机制。应急事件信息传播机制是指在应急事件中，及时通过媒体和网络平台向公众和社会发布防控信息，建立开放式和公开化的沟通交流平台。完善的信息传播机制不仅能及时还原事情真相和处理进展，缓解公众紧张情绪，保障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不受外部环境的冲击；还能通过多种宣传渠道传播有效处理应急事件的“正能量”，鼓舞民众积极应对危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除了依靠主流媒体力量，还要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邀请大众传媒参与其中，通过媒体架起互通式交流的桥梁。同时，也应重视信息传播的国际化渠道建设，创新传播方式和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更加全面、真实、立体化的中国。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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