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记忆文化成为多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德国文学家莱辛曾指出：“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中国古人常言：“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11月15—16日，在京举行的国际专家论坛“战后德国记忆文化建构发展”上，学者共同探讨战后德国历史反思路径及其对外关系发展，分析当今德国为防范重蹈历史覆辙而建构的多元化记忆文化成效，以及德国经验对于欧洲乃至全球记忆文化建构的意义。
为民间外交提供智识基础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亚部副主任吕宏伟认为，习近平主席对民间外交工作提出殷切希望和要求：在推动民间外交上发挥引领作用，在开展公共外交上发挥骨干作用，在促进中外地方政府合作上发挥桥梁作用。经过创新开拓，中国的民间外交已形成生动局面。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化交流，沟通中外民心，成为民间外交的重要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认为，中德合作是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成功范例。德国资本、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德国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不仅有利于德国经济增长，对欧洲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中德经贸合作在理念上的突破表现在超越地缘对抗格局，面向全球、开放包容，取得了互利双赢的结果。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德合作正在转型为发展中强国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新模式。展望未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大市场，将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只要中德双方能够积极吸取历史教训，继续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思维方式，中德合作就具有光明的未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研究所主任崔洪建认为，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如何成为互信的伙伴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构建互信不仅关涉双方密切的政治交往、人员往来和紧密的经贸联系，更是双方从相互认知到相互认可的系统工程，涵盖行为方式以及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
增益史学研究角度
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孟虹认为，“历史记忆”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以神话、传说或被学者考证的“历史”论述等形式流传。历史记忆研究重在以一种新态度，将史料（记忆载体）作为社会记忆遗存资料加以对待，重构“史实”认知。一方面，学者需要通过研究国家和社会对史料的选择、描述与建构，探索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及其复杂的结构；另一方面，要以史为鉴，构成“当代情境”中对于另一个“当代情境”延续与变迁导向，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新认为，在德国近现代历史中，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建立及其发动侵略战争、屠杀“劣等民族”的滔天罪行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对此，德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不计其数，观点纷呈。其中，“德意志特殊道路”和“欧洲战争”是两个极具学术和政治张力的重要命题，折射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复杂曲折的发展轨迹，有必要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涛探讨了大数据视野下“记忆场所”的内涵与研究趋势。他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近年来围绕“历史记忆”的研究进行梳理，试图回答英语和中文世界的研究者们如何讨论记忆文化，并对这个学术热点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为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新思路
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德国研究》主编郑春荣认为，文化记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当事国的外交政策，例如通过对基本利益的表达、对世界的感知、对行动可能性的感知和对行动可能性的评价。但是，不应把文化记忆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绝对化，这是因为在具体个案中可能存在着多种与文化记忆相吻合的行动方式。此外，文化记忆也会在特定情势下被重新诠释，并影响外交决策。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宋全成对德国难民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与展望。二战后，德国曾经有三次难民涌入的浪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政府分别采取了难民安置与海外迁移相结合、接纳难民、欢迎难民到收紧难民政策等不同的社会政策。当前，伴随着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反全球化思潮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崛起，德国或将进一步收紧难民政策。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熊炜认为，权威问题是国际关系领导权研究的一个难题。新近的权威理论研究者探讨了通过法理、交换、传统、声誉等多种渠道建立权威的可能性，其结论总体凸显了权威变化与国家实力消长的非同步性。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是一个缺乏足够权威的国家。然而，德国在参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对法国妥协以换取合作，从而实现从法国“借权威”，进而获得欧盟领导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德合作中心主任杨解朴认为，记忆文化对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席卷欧美国家的今天，德国的记忆文化将产生哪些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联邦议会与德国‘记忆文化’建构研究（1990—2015）”课题组、阿登纳基金会驻京办公室、赛德尔基金会驻京办事处主办，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德国研究》编辑部、《欧洲研究》编辑部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