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逊:古代文学研究如何融通“文学”与“思想”
2019年04月02日 09: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日第1665期 作者:王逊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来说,大多重视思想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思想史视角观照文学史以深化相关研究,是不少研究者的惯常做法,他们往往把思想因素作为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史哲不分,多学科通融,无论是纵向上的儒、释、道思想,还是横向上的先秦诸子学说、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对各个时代、各种体式的文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使文学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但文学史与思想史毕竟各有独特的研究理路与方法,因而文学与思想之间的勾连、贯通需注意把握学科立场与研究尺度,否则会使我们的研究因边界不清而产生一些弊端。我们应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在研究中整体性地观照和贯通文学与思想,以更好地推动古代文学研究。

  将思想因素与文学具体问题结合

  文学与思想虽然关系密切,却各有其独特畛域。一些古代文学研究以思想替代文学,其中可能产生的偏差在于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属性,单纯强调以思想因素来解释文学现象,往往导致研究焦点偏移到思想问题或是断章取义。更有甚者混淆两者边界,将一切文学问题的解释都归因于思想层面,完全忽略了彼此之间的差别。文学问题不都是思想问题,它始终关注的焦点应该在“文学”方面。我们并不否认古代很多文学主张都深受某些思想观念的影响,却不宜将思想的影响视为研究文学发展变化的唯一根据,而应注意文学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文学,包括文学内容和艺术等层面的深入思考和分析。从古代文学史的一些优秀研究成果来看,真正决定研究者进行判断的不是思想,而是对于文学的理解。不论各种思想潮流在当时影响多大,也不管古人如何受某种思想观念浸染,思想因素必须经研究者消化吸收,并与具体的文学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助推研究者深入探究文学发展变化的“利器”。在具体的文学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种误将研究对象变成了研究材料的现象,即原本的研究意图是以思想史研究做参照,更好地认识文学问题,结果却是文学成为思想史的注脚或者解释思想史的文献。在文学作为材料的“陪衬”下,一些古代文学研究变成了某种思想理论观念的归纳演绎。研究者着重追求的是思想的脉络和演进,而不是文学现象的精准分析和完整把握,以至于文学研究非但没有推进,反而从研究一开始就被遗忘和替代了。

  准确把握思想观念到文学主张的转换

  一些研究者对古代文学研究中重思想轻文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探讨可能的应对方法。如以罗宗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提倡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在处理思想与文学关系方面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内涵大致包括了三个核心内容,即从文学创作中提炼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倾向与文学思想相互印证、士人心态与文学思想相互印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学思想史研究可以有效规避思想层面过度凸显而弱化文学层面的倾向,至少给予我们以下两点启示。

  其一,重视文学本位。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需回归历史语境,结合思想文化因素予以系统审视,但我们研究的重心必须落在对具体文学问题的考察上。这就提示我们思想史研究固然是精深细致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与文学问题相契合,即准确把握从“思想观念”到“文学主张”的转换/嫁接的思路及方式。这也就是文学思想史研究再三强调士人心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对于某一种文学主张,挖掘其背后的思想渊源固然重要,我们还要细致体悟士人在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孕育文学主张、创作文学作品的背景、内涵及宗旨,由此得出的结论与纯粹的思想史研究就不一样。譬如,明代复古派的论调没有革新派的观点激昂、富有活力,但在当时从文学方面来看却有其合理性,而被视为“先进”的公安派如果被放置在七子派活动的年代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也就是说,某一文学观点的产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需要,而某一观点的衰落也暗合着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必然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单单以思想因素来评判。

  其二,文学思想史研究内在地贯通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理路。文学思想史研究除了包括“理论”形态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外,还要兼顾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观念主张。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本身即从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传达了创作者的思想观念,这其中不仅涉及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关于社会、时代的认知,文学问题必然关联思想问题。此外,文学思想史研究强调要在理论形态的创作观念与作品呈现出的实际主张之间进行印证,假使二者不一致,必然要涉及对人物复杂思想观念的考量,从而以思想层面的参照来解决文学问题。

  整体性思维使文学与思想圆融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思想的联系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思想影响或改造了文学,我们应根据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整体性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宋儒有“理一分殊”之说,朱熹云“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一些研究者或强调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或反对文学研究中思想因素的介入,这些观点都是将文学与思想视为不相关联的两个事物。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受到了目前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认为研究者都有其固定的专业领域或在某一领域有专攻的研究内容,要么是文学史研究者、要么是历史学研究者、要么是哲学史研究者……对象不同、分工不同,各有其专门研究领域与知识体系。但就中国古代文学这个研究对象而言,我们要知道,对于古人来说一般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和分工。专就文学活动而论,廖可斌指出,几乎所有文学家都既是文学的创作者,政治的参与者,也是道的思考者和探索者。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与对“道”的思考和实践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可说是一体两面,必须相互渗透,甚至融为一体。古代文人往往一身而多任,文道兼擅,错综于儒林、文苑之间,文、史、哲聚于一身。面对不同的对象,他们往往会依照其特征而有专门的认识,但这些专门认识一定不出于或者说从属于其整体观念,即所谓“理”“道”或“思想”。“道”笼罩了他们的一切认识,文学观念、哲学观念、史学观念等皆是其“分殊”之物。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基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特征而进行的文学史研究多有思考。如夏静指出,“探究传统文学思想,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整体性意义世界的把握,是先秦以来固有的学术传统。为人文的世界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是古典时代思想家的宿命。文学思想史的形成,不仅仅是对文学批评存在的反思判断,更涉及颇为复杂的历史文化经验与价值意义。思想家在谈论伦理、政治、哲学、历史等问题时旁及文学,并不纯然是为文学而文学,为文论而文论,从根本上看,是提供意义、确立信仰的一种尝试,是把握整体性意义世界的一部分”。这就对文学思想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做出了深刻的概括。夏静认为“文学”不是一些古典时代思想家的核心旨趣,他们仅是在谈论思想问题时涉及了文学,而意在把握具有“整体性意义”的世界,其主导理念也会分化为各个具体层面的独特表现。如一些以道学为宗旨的文人,在思想层面强调“作文害道”,很自然地便会轻视文学而在文学方面少有深入探索。即使以“道”为先的文人强调文学的意义,他的文学创作观念中也会渗透强烈的“道学”意味。实际上,这往往会对文学本位有所削弱,将文学矮化为工具。此外,中国古代的诸多经典著作本身就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先贤在治学过程中既追求思想体系的完善,又促成了诗学体系的形成,知识结构的整体性同样要求不同思维方式的勾连与贯通。据此,无论是强调“思想家”的身份,还是突出“文学家”的风采,都不能偏于一端而忽略整体观照。自现代学术创立以来,学科分化成为一种趋势,各学科之间逐渐形成壁垒森严的局面。学科分化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研究的细化与精深,但其偏狭和细碎的弊病也日益显现。因此,打通学科界限,推动跨学科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而反观中国古代文化,更讲求圆融整体性。因此,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唯有确立整体性视野,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观照,才能有通盘体察,使文学与思想等诸因素更好地融合在研究中,从而推动古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明叙事影响下的诗学建构研究”(15ZWC003)、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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