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献研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相关古代学科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创造的重要资源和途径。在古代文献研究中，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坚持守正，创新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方向；不断创新，守正才能筑牢根基和更有活力。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深入研究，使其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新的贡献。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古代文献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增强研究的时代使命感。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应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整体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科学评价古代文献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和作用，在纵向研究中梳理古代文献研究的来龙去脉，总结研究所得的规律性认识。同时，注意做好中国古代文献与其他国家文献的横向比较研究，在比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文献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好弘扬中国学术，坚定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究和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因此，学术研究需要具备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往往把读书著述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将学术作为求真理、为民生、继学统、创伟业的事业，视为国家的精神与灵魂，体现了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的治学境界与高度的责任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每一位学者都应自觉将学术研究与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应深入理解古代文献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发掘其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补充、拓展、完善，增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这既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第二，加强对古代经典文献的研究和解读。古代经典文献在丰富的文献遗产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浓缩了古代文明的精华，对于古代文、史、哲、经济、法律、科技等的研究有重要作用，其中蕴含着古人丰富的智慧、博大的情怀和深邃的哲理，对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者应持续阐释和解读古代经典文献，不仅使后世之人了解传统经典，而且使之成为发掘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不竭源泉。但近年来在研究古代文献的过程中，一些研究的选题却出现了偏离经典文献、一味关注二三流文献的倾向，这显然不利于深化古代经典文献研究，也不利于推进相关古代学科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说，这反映出一些研究者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学术自信。重视对古代经典文献的准确阐释和解读，正是我们在研究中坚持“守正”的表现。只有做好搜集、版本考证、校勘、辨伪、辑佚以及内容考实、义理辨析等工作，才能加深对古代经典文献的理解和认识，并尽可能地挖掘其中的精髓，为文化传承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让古代文献展现出永久魅力。研究古代文献应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注意整体、辩证地阐述古代文献的特点、规律和当代价值。例如，研究先秦诸子，要知人论世，厘清各家的思想特征和传承规律，发掘其在历史中的价值、意义与启示。如对先秦儒家文献，应深入研究积极入世、匡正时弊的济世精神及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境界和德政追求，弄清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又如，研究西汉文学文献时，要注意把握西汉社会转型对文人心态、文学创作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而揭示西汉文学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等等。我们通过对这些古代文献的研究，进一步理解古人独特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文化的丰富内涵，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准确把握文本的基础上信、达、雅地传给今人，并努力找到古代文献与当下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契合点，从而让古代文献“活”在当下。如著名科学家屠呦呦从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一个药方并最终提炼出青蒿素的事例，正是古为今用的鲜活案例。此外，研究者还应利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优秀的学者不能闭门造车，应把握时代脉搏，发现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古代文献研究领域尤其如此。19世纪末以来，甲骨文献、敦煌文献相继被发现，各地简帛文献大量出土，日本、韩国等域外汉籍陆续公布，为古代文献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拓宽了新视野。一些学者利用甲骨与敦煌文献，取得了古代文献研究的重要成就。新出的文献还解决了一些学术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如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离骚》与《涉江》残简，墓主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证明《离骚》《涉江》早已产生并流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扬长避短、互为补益，不断推进古代文献研究向前发展。
（作者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