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命运的又一次巨大变革，它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在此过程中，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古代文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复苏走向繁荣的过程，并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

　　研究观念和方法的现代化、多样化

　　对于研究观念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对象是什么”。众所周知，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回答。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思想的激荡与撞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界的思考日趋冷静、理性与务实。许多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古代文学史是艺术史的一种，兼有历史科学和艺术科学的性质。既然是历史科学，就应当从历史材料自身出发，搜集、梳理、分析史料，进而解决问题；既然是艺术科学，就应当强调学者自身的感悟能力，坚持做到文学本位。回归正确和正常的文学研究观，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础。值得欣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更多新的回答。古代文学史被看作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演进的历史、文体形式与文学技法发展的历史、文学语言复杂化的历史，这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文学史性质的认识。

　　在研究观念中，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对此，曾经出现过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认为研究古代文学缺乏价值和意义，从“古代文学充满封建糟粕”到“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社会脱节”，都是这种观念的翻版。另一种则认为经济发展之后，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国学研究承载了民族复兴的重任。事实上，贬之过低或誉之过高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此应该有冷静清醒的认识。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晶，古代文学研究对于国家和民族确实非常重要。但它毕竟是基础的人文学科，要求它对社会现实快速产生推动作用，恐怕不太现实。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而言，抱着“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平常心，认真踏实地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或许是最好的状态。

　　研究观念与方法互为表里，观念的进步时常引起方法的革新，方法的变革反过来又可以推动观念的演变。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能够提供方法启示的资源库主要有四个：一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就着眼于此；二是现代优秀学者的研究范例，王瑶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就有探求方法的意味；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引导与启迪；四是西方文论尤其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展现的学术理路。改革开放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界在充分继承中国本土资源的同时，又积极吸收西学中的有益成分，从而产生了现代的、多样的研究方法。目前看来，20世纪80年代生吞活剥“老三论”“新三论”的阴影已逐渐远去，“方法论”的热潮过后，学者们能以更为清醒和务实的目光来看待西方学术思潮，奉行“拿来主义”“洋为中用”的原则，“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推动了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例如，对于拟体、次韵、禁体诗等现象，有的学者从互文性的角度出发予以解释；对于诗歌题目、小序的分析，借用副文本的理论后，也能产生新的认识。至于接受美学、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早已成为大家较为熟悉的研究方法。

　　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交叉化、综合化

　　当一门学科充分发展和成熟后，它通常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产生众多的研究分支，每个分支都有自己既定的领域方向；二是它会与其他相关学科交汇融合，从而产生某些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总体上正好表现出这两种倾向。

　　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期。而今看来，学科初创阶段的许多论著，大笔挥洒，元气淋漓，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价值，但它们所勾勒的往往仅是这个学科的基本蓝图。历经百余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积淀，目前的情况已大有不同。时下，古代文学所包括的各个时段、各种文体、众多重要作家都已纳入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格局之内。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再要去“填补空白”真的很难做到，最多也只是做到相对罕见而已。总体而言，在经济振兴、文化繁荣、教育发展的背景下，作为基础人文科学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数量空前，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古代文学研究中本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研究视野、研究角度的扩展，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向也很明显。在文学系统内部，学者们积极探索着打通古今中外，通过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及外国文学的比较、整合，寻求文学内部深层次的规律。跨越文学学科本身，古代文学也与历史、哲学、音乐、美术、书法、地理、心理、医学、经济等学科交叉，从而涌现了制度与文学、思想与文学、音乐文学、图像与文学、书法与文学、交通与文学、气候与文学、文人心态及创作心理、疾病与文学、文人经济状况与文学创作等一系列极有意义、极富趣味的研究议题，将文学研究提升为综合立体的文化研究，极大丰富了古代文学的研究内涵。当然，此类研究中也必须强调文学本位，否则就有可能将古代文学混同于其他学科，从而产生自身被消解和解构的危险。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古代文学研究又出现了某些新的学科生长点。域外汉籍和域外汉文学虽然早在晚清就已为国人知晓，但正是在国力强盛、对外开放的语境下，该学科方向才能迅速发展壮大。这种研究将目光扩展到整个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范围内，探讨汉语文学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生成、传播与演变，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化意义，这对于文化自信的树立具有积极作用。

　　古籍整理和数据库建设成果丰硕

　　从狭义上看，古籍整理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从广义上看，高水平的整理本身就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恢复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委会），设立了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和古委会项目等资助方式，在文学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为：第一，编纂了若干种大型总集，如《全宋文》《全宋诗》《全清词》等，《历代辞赋总汇》更是将先秦至清代的辞赋汇为一编。此外，继《全元戏曲》之后，《全明戏曲》《全清戏曲》和《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汇编》也正在编纂中，等到全部完成之后，就有了从元代到20世纪上半叶的曲本总汇。第二，影印出版了众多大型丛书和诸多孤本、善本。例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四库”系列的影印，极大方便了学者的使用与研究。而“中华再造善本”等影印善本的问世，也为普通人阅读宋元善本及诸多孤本秘籍提供了可能。第三，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新注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就包含着不少这样的优秀著作。笺注者们大多都能继承乾嘉朴学的传统，并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从而在注解方面胜过前代。第四，出现了不少集大成式的汇评汇注本，如刘跃进的《文选旧注辑存》就堪称其中的翘楚之作。

　　古籍数据库大体包括扫描原书而成的图像版数据库和可供检索的数字版数据库两大类。前者相当于电子影印，后者则令人联想起古代类书中的主题检索，但其现有功能不知要强大多少倍。就前者而言，在国家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网站上，可以查到诸多古籍的全文影像；就后者而言，《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的数字化版本早已问世，《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的研制也已完成，并成为众多学者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例如，《中国基本古籍库》内容含量是《四库全书》的三倍，可以轻易地实现全文检索和输出打印。该数据库已被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多家知名海外学术研究机构订购，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本土的国学引领海外汉学理应成为一种趋势，这主要体现在资料文献方面。当然，过分依赖电脑检索，堆砌检索数据的倾向也已经出现。如何既充分利用现代手段，又不丢失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本色，理应成为当代研究者密切关注的问题。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