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我国社会生产总体上不再落后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的社会生产水平依然很落后，我们之前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可以继续沿用。实际上，社会生产是否落后只能相对而言。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确实还与之存在差距；但如果纵向比较，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时代背景去分析。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是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供给和需求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工农业主要产品供给数量不足，其中尤以工业产品表现最为突出，直到1997年才基本达到供求数量整体平衡。以1978年各项工农产品人均产量与1997年产量之比作为反映市场需求满足状况的指标，则各项工农产品的实际缺口（各项产品的缺口=1-1978年各项工农产品产量/1997年产量）是：粮食20.6%、水果83.4%、猪牛羊肉73.8%、水产品80.7%、原煤42.5%、原油16.7%、纱45.3%、布43.0%、机制纸及纸板79.3%、水泥83.6%、粗钢62.5%、发电量70.9%。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1980年到1985年经济短缺的情况最为突出，1985年的各项工农产品产量虽然比1978年有所提高，但是提升幅度较为有限，当时的供给能力离市场需求尚有很大差距。例如，1985年人均水泥产量比1978年提高了1倍，是人均工农产品中提升速度最快的产品，但是这一产量也仅是1997年的39.0%，离满足市场需求的差距较大。

　　供给能力不足，毫无疑问是社会生产落后的一种突出表现。问题是1997年之后，随着供给能力逐步提升，我国已经摆脱了供给整体上不足的状况，社会生产还能用落后来描述吗？笔者认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主要是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这种落后性主要表现在质的方面。尽管在1997年之后我国的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技术创新也逐步活跃，但是从整体来看，供给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为供给数量的提升，技术创新的活跃也未带来生产力质的变化，而经济增长方式依然体现为粗放型数量扩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般而言，随着供给和需求达到基本平衡，之后的经济发展进程将呈现出供给大于需求的趋势，因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逐渐难以为继，经济增长也难以实现持续高速。然而，1997年之后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未转型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十几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继续维持外延性扩张，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一方面，尽管1997年我国在供给和需求上实现了动态均衡，但是在人们收入持续提高、政府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内需求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拉动供给；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短期内创造了巨量的国外需求，这对消化我国在21世纪初期可能形成的产能过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两个因素的协同作用下，我国供给在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后的较长时间内，并没有受到需求制约而转入低速增长阶段，直到在我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转型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之后，这一状况才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相应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笔者认为，新时代的“新”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为新常态。新常态的本质是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发展之后，发生了从量变向质变的变化，开始踏上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征途。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生产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社会生产已经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落后状态，转而开始向追赶直至超越发达国家前进。社会生产的这种变化，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在技术创新方面，我国从2011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一专利大国，在高铁等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技术创新全球领先，许多行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生产能力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制造业规模高居全球第一，工业的生产能力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系列的变化均表明，我国的社会生产与之前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用“落后”来描述已经不符合时代特征。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突出

　　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内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均衡、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城乡二元化、不同群体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建设的不平衡。不平衡问题的产生，实际上与我国在之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过分偏重经济增长，而对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关注不够，并逐步积累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有关。当然，在改革开放较长的时间内，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国家财力不足，只有不断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而且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化解我们面临的一些艰巨困难。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们提出“保八”的目标，因为根据测算，只有达到这一速度，我们才能有效应对当时的巨大就业压力。因此，这个阶段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具有合理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些在之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不平衡问题持续累积，已经成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必须加以解决。

　　发展不充分是指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发展的程度依然不足，距离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有较大差距。正如前面介绍的，尽管我国社会生产得以实现质的变化，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无论是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还是与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需要在未来继续提升。在此，我们用人均GDP作为一个简单指标来测算一下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0.88万美元，而同期美国为5.95万美元，是我国的6.76倍。尽管以单一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国家差距有诸多不足，但是作为最具综合意义的单一指标，中国和美国在这一指标上的巨大差距表明，我国在发展程度上仍显不够。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愈发强烈

　　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之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变。前者主要体现的是在社会生产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更加侧重于各项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会逐步重视起来，但是从整体来说，此时人们的需求主要处于追求数量满足的初级阶段。

　　进入新时代以后，人们的需求全面升级，从满足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下的标准化产品向个性化产品转变，从范围较为狭窄的物质需求向更为广泛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扩展。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在人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更高级的需求。这一方面体现为人们对物质和服务供给的质量、种类、技术含量等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外延不断扩展，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文化需要”范畴。比如，在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时候，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高，甚至为了经济发展愿意忍受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但是到了新时代，人们越来越将环境看作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对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绿水青山”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现实需求。人民群众需求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就决定了简单地将人们的需求描述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够全面，而“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一个内涵更深刻、外延更广泛的表述方式，恰如其分体现了这一变化的本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