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因此需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两千多年前的《周礼》一书就已把“廉”和“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将“廉辨”看作是官员任事的“六廉”之一；宋代理学家朱熹也主张，“廉，有分辨，不苟取也”；蒋骥同样强调，“廉者，行之有辨”。实践证明，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有“辨”，就会有助于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首先，“辨”可使人洞悉财货诱惑背后的真实意图，从而洁身自好。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往往从贪污受贿始；而“辨”则能使其清醒意识到此举的潜在危险，并由此生发出强大的防御力与抵抗力。“辨”作为明辨事物的思维能力，是智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其本义为判别、区分和辨别，并引申出辨认、明察、确定、辩论等多重含义。由于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握有大小不等的权力，这些权力又可为他人谋私创造便利条件，因此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常会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收买利用。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只要稍不留神，就极可能陷入他人的圈套而不自知。对此，孟子曾深刻指出：“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财货固然能令人心动，但财货的来路以及馈赠人的真实意图却不可不察。如果领导干部具有高度的明辨力，就能看破层层包裹的“糖衣”，洞悉其后所隐藏的“炮弹”。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仅主动以权谋私不行，而且要处处防备社会诱惑。诱惑太多了，处处是陷阱啊！所有自己认为是当官能享受的、产生快感的事情，背后都可能隐藏着罪恶，都可能是陷阱。”古代的清官廉吏，皆以“一介不取”的操守高度自律，正如刘向所言“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对于那些可能的腐蚀收买，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明辨。
其次，“辨”能帮助人预见事物的发展态势，从而增强政治定力而有所不为。辨，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事物的是非善恶，透过表象见本质；而且有助于由近知远，由利见害，见微知著，睹始知终，即董仲舒所谓“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任何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有些事物虽然当下未显其害，但假以时日，当具备一定条件时，就可能带来恶果。因此，必须在其处于未萌发状态时就加以防备。荀子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对于那些可欲可利之物，一定要前思后虑，反复权衡。唯有经过全面的理性辨识后，才不会为眼前的利益和物欲所蒙蔽，最终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孟子主张：“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意思是说，对于可取可不取之物，则不取，认为如果取了就会伤害廉德。这正是明辨之后的决断。一方面，面对一样东西，从普遍的人之常情的角度，可取；但是如果从对某个群体更高要求的角度，则不可以取；这是因为对于不同的对象和群体，人们的道德期望值存在着高低差异。一般而言，人们对于普通人的期望值低些，对于领导干部的期望值则高些；相应地，在人们的评判体系中，就认为普通人的自我要求可以低点，而领导干部的自我要求则应高点。这表明，如果领导干部把自己放在与普通人同样的位置上，此物，可取；反之，则不可取。但是如果取了，则不仅领导干部的表现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值，而且意味着领导干部实质上降低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即使此物对于领导干部这一群体来说，也处于可取的界限内；但是如果从更高更严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则应不取，因为廉的根本要求为不贪，其基本特征是“敛”。《释名·释言语》上说：“廉，敛也，自检敛也。”“敛”是内向回缩的趋势。如果说“贪”具有不断外扩义，“敛”则隐含着不断回缩义，这一意义必然隐含着尽可能少取甚至于不取的价值取向，故在可取可不取的前提下，孟子才说“取伤廉”；因为一旦“取”了，即使合理合情，但也与“廉”之“敛”义相冲突了。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抱着当官谋利的想法，那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对”，从另一方面强调了这一点。
吕本中曾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其中的“慎”，即为谨慎小心；而如此状态的长期保持，根源之一必然是来自于对事物本质及其发展态势的“明辨”。既然“辨”对于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如此重要，那么其所持标准是什么呢？是义，即衡量和辨别某种行为、现象时，要以“公义”为标准，坚持“义以为上”。一方面，大力强调公义、公利的优先性，推崇“公义胜私欲”，绝不因一己之私而做出有害于公义和公利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得利手段的合理性，虽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是绝不能为获取一己之私就罔顾法纪、以身犯险。如果领导干部丧失了明辨力，就会成为葛洪所谓“睹利地而忘义，弃廉耻以苟得者”，即为贪人。这样的人必定无所不取，无所不为。根据这一标准，古人还把廉德划分为不同品级，并认为“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是上等廉德，而“尚名节而不苟取”和“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都属于更次等的廉德。可见，人们更为重视和推崇的乃是明辨之后而不妄取的积极廉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12&ZD093)、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家训与中国古代儿童的道德生活”（SZ201811626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