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发展的一般进程和基本规律，并深入探讨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通过研究马克思文本和社会形态发展史，可以把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特色概括为类似自然史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多维度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和有机的社会形态结构理论。

　　首先，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理论依据。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合理性问题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首要问题。目前，理论界普遍从中国近现代的客观历史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从当前理论需要来看，还有必要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道路的社会演进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社会形态演进的总体趋势。社会形态演进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和上升的。从世界范围看，经济社会形态大体按原始社会、古典古代社会（考察马克思文本，他是用“古典古代社会”来表达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依次演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畸形且不充分的形式。因此，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符合社会形态演进的总体趋势。第二，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符合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规律。通过研读马克思文本可知，社会形态的过渡往往首先是从原来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或者大多表现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形态的过渡，而很少表现为从一种典型的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这是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一条规律。这一规律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具体运用。故此，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恰恰符合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规律。第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既符合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人民自觉选择的结果，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选择结果。

　　其次，社会形态划分理论是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科学理论。

　　如何认识和界定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关键问题。与其他理论相比，作为专门研究历史分期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是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最佳理论。马克思主要提出了三类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一是以所有制关系为视角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二是以人的发展状态为视角的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三是以生产力为视角的四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以这些理论为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可以界定为：第一，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本质区别和价值分野。虽然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状况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有较大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只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差别。第二，从人的发展形态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初始形态。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还处于物的依赖社会，而远未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尽管中国社会人的发展现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道路是更具生命力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初始形态。第三，从生产力社会形态的视角看，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时期。

　　再次，社会形态结构理论是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

　　以往我们比较偏重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功能问题重视不足。社会形态结构是各种社会要素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社会有机系统，这一系统制约着现实社会机体存在与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社会形态结构理论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发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理论。第一，社会形态结构理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基石。较之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具有突出优势，而且在社会发展结构上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优化协调。要实现社会机体各要素的平衡协调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都不可或缺。第二，社会形态结构理论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它涵盖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发展动力、实现路径和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总框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涉及社会形态结构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第三，社会形态结构理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石。虽然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结构模式在总体上是稳定适当的，但在某些方面和环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为此，我们应当坚持整体性、有序性、开放性原则，依据社会形态结构的实际状况，选择最为适宜的社会发展模式、调控机制、信息传递机制、纠错矫正机制等，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社会主义社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和谐稳定地健康发展。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源于社会形态理论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和基本规律，而且探讨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它为坚定中国道路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源自于对社会形态演进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殊性相结合的自信。社会形态演进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中国特色的个性的有机统一。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源自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理论相结合的自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如群众史观、生产力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是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拓展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就会失去灵魂。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源自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制度相结合的自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说，如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等，是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拓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理论张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15BKS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