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各民族自我认同和对新共同体民族认同的辩证历史过程。处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各民族在有限的地域和范围内客观存在、彼此联系，但语言沟通隔阂，对共同的利益安危缺乏自觉的认识和情感的认同；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一体性”增强，交流交往范围和深度扩大，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形成，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国各民族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推动形成了中华民族自觉。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形成了强大的共同体。
自在：各民族差异化发展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生产力条件低下和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各民族在原初的自然状态下，依据各自的条件特点自给自足地差异化发展。
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导致各民族独自发展。由于受到特定地理区域内自然环境影响，不同民族在发展初期交流交往的手段落后，只能局限于各自生存之地，进行内部的生产和生活交流，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许多民族生活在高山、林海、草原、沙漠等交通闭塞的地方。差异性存在的有限的生产和生活地理空间，导致人们形成地域归属感。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隔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有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等9个民族处在原始社会，有些地方仍然处在奴隶制时代。这种自我发展的“自在”状态不仅出于自然地理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由生产力低下造成的。
生产力条件低下导致各民族交流交往缺乏。中华各民族在相对独立而内部自成体系的生存空间里独自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但这种交流交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而这种生产力具有单一性，并造就了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狩猎文化等差异性特点明显的多元区域性文化。生产力的低下使有些民族缺乏交流交往。
中介：民族发展的需求
从各民族在“自在”中发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的逻辑与实践的中介，是民族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各种公共危机，各民族重塑自身的身份，组成一个具有利益共同性和意义共同性的共同体，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好地实现民族发展。最初的民族认同，是由生存需求和经济需要引起的。在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产生矛盾，超越差异性寻求共同性，成为各个民族的理性选择。
民族的发展需要扩大交流交往。民族发展不仅为民族交流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也促进了民族交流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和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历史上各民族以经济和贸易往来的形式，超越地理的差异和限制实现经济交流，特别是通过你来我往的经济贸易交往、春节期间的南北民族不断融合，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如云南的蒙古族，在迁到云南后，畜牧业难以为继，便向当地的汉族、彝族等兄弟民族学习定居农业，并逐渐适应环境变化生存发展，建立起独具特点的文化和生存知识体系，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并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各民族通过语言交流、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相互学习，彼此之间的差异不断减少，最终成为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
民族的发展需要增强平等意识。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常表现为差异性存在，在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往过程中，差异性表现为血缘、文化和资源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寻求各民族之间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享有权利和所处地位的平等性，成为各个民族长足发展的必然选择。
民族的发展需要化解文化冲突。各民族依据生存的自然环境特点，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和要求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语言、建筑等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当民族之间进行社会交往时，各民族基于各自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会形成自身的判断，反过来也会强化自身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民族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族际间的政治、价值观、语言等文化差异性，甚至由此引发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自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只有超越血缘差异、经济差异、政治差异和文化差异，才能实现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自觉。
超越民族血缘差异，形成中华民族。虽然现代民族已经超越了早期民族的血缘纽带，但中华民族依然血脉相连，血缘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在历史上，少数民族不断地迁徙，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引起人口迁移，也有为逃避天灾人祸而流亡，或者不同区域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比如，战争促进了党项、吐谷浑、回鹘、通颊、苏毗、白兰、龙族等民族的相互融合发展。此外，中华民族的许多民族在共同的生活地域中逐渐拥有了共同的祖先崇拜，形成了拟血缘群体，加强了精神上的群体认同。
超越民族经济差异，实现经济一体化。中华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兼容并存，更加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农耕经济、游牧经济、渔猎经济、游猎经济的差异性已经在各民族的历史交流交往过程中形成密不可分的同一体。在这同一体中，农耕经济成为大多数民族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其他经济形式构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
超越民族政治差异，实现政治平等。每个民族都应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每个民族都需要平等地享有权利。惟其如此，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成员才能真正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才能真正成为自觉的民族。
超越民族文化差异，实现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不断消除，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尊重日益增强。民族文化差异性的超越的核心是不同民族文化在融合之后形成交流交往的和谐无差异，并非“想象共同体”，而是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尽管文化差异依然存在，但通过民族交往越来越多的共性被各民族群众认可。正是在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认同感与归属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干部学院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