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于历史和全局高度，把扶贫开发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党的十九大报告面向全国正式发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郑重承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这场反贫困战役中，乡镇干部处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的第一线、最前沿，肩负着重大的政治责任。因此，亟须精准激发乡镇干部活力，激励其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建功立业。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持续组织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的扶贫开发工作，减贫成就举世瞩目，累计共有7亿多人摆脱贫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打响，短短五年间贫困人口规模大幅缩小，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7年底，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6853万人，年均减少1370万人，贫困发生率已由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3.1%。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当前脱贫攻坚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依然有3000多万人。与已经脱贫的人口相比，这些人大多数都处于自然条件更差、经济基础更弱、贫困程度更深的山区。因此，未来的脱贫成本更高、难度更大。这一方面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强力注入，另一方面更需要乡镇一级发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脱贫精神，坚持基础设施先行，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逐一攻克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顽疾壁垒，为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创造出有利条件。

　　乡镇是我国基层的政权组织，与人民群众距离最近、接触最多，处于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关键一环。乡镇工作的有序运转，既事关党执政基础的稳固，也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水平，更事关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基层反映较多的是，乡镇工作普遍面临着权责不对等及考核问责不合理的制度困境。具体来说，一方面乡镇的“委屈”是权力较小而责任很大。随着脱贫攻坚战走向深入，由上而下派到乡镇的任务越来越多，乡镇的权力却未见扩大，编制、人员和经费也没有相应增加。另一方面，乡镇要面对上面四个层级诸多部门的各种检查考核，而这些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有时让乡镇应接不暇。要在预定时间里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有科学规范、合理有效的制度环境，这就要求从体制机制层面尽可能为乡镇“松绑”。最关键的是，及时调整乡镇在我国政权体制中的定位和作用，大幅减少乡镇的政权责任，推动乡镇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服务基层群众上，集中精力做好便民宣传、惠农政策落实等有关工作。同时，还应不断健全完善考核问责机制，对检查考核事项进行“大口径”归类，减少检查考核的内容与频次，在问责时更需要充分考虑权责的一致性。对一般事项可采取抽查式，侧重结果考核；对重要事项可考虑组建联合检查组，除结果考核外适度开展过程考核。在事后问责时，充分考虑乡镇权责不对等的现实情况，分别追究上级主管部门和乡镇的责任。

　　脱贫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乡镇干部在主战场上的精神风貌如何，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战的总体态势。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离不开乡镇干部的敢打敢拼、担当作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乡镇工作的真实写照，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有力有效的制度举措确保整支队伍始终保持昂扬斗志。乡镇干部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参加乡镇的重点工程项目，还要做好驻村帮扶工作。由此，乡镇干部时常陷于“疲劳战术”，有些人身体出现了“吃不消”的状况。另外，在各类考核问责制度的规范下，某些乡镇干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要想让这支队伍轻装上阵、打赢脱贫攻坚战，就应当切实加大对乡镇干部的关心关爱力度，进一步精准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当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干部交流制度，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在补充基层公务员时，拿出一定比例指标，采取定向选拔方式，遴选补充优秀的事业编干部，进一步盘活乡镇干部队伍资源。另一方面，应当高度重视乡镇干部的身心健康问题，可考虑用强制休假、心理疏导等方式缓解其身心压力。在健全日常值班制度前提下，激励乡镇干部提高工作效率、按时下班休息，鼓励乃至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年假。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安排乡镇干部做身心体检，包括邀请心理专家为有需要的乡镇干部缓解心理压力，以此确保他们在脱贫攻坚战中的持续战斗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