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建构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理论
2018年03月27日 08: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27日第1419期 作者:李健

  在宽泛意义上,视觉文化研究可以理解为以当代视觉文化为基本问题域展开的一种横跨诸多知识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它涉及哲学、美学、传播学、社会学、艺术史、心理学、人类学、认知科学、地理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并以剖析当代文化中的视觉形象、视觉表征及其背后的视觉性和视觉建构等问题为旨归。相较于西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自身的独特性,而视觉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何建构起适应现实发展状况的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理论,也就成为学界进行视觉文化研究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历史地看,视觉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在20世纪后期兴起,既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动因,也与西方学界知识谱系、研究视域的当代变迁息息相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视觉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相关理论的大量引入和借鉴,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必须对理论借鉴背后所隐含的理论有效性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尤其是当我们希望建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视觉文化理论时,这种反思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众所周知,视觉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参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学科背景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理论形态的复杂性。西方视觉文化研究在理论维度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及其对于中国视觉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都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一是就研究对象而言,视觉文化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有其特定的时空界定,主要指向一种以视觉形象符号为主导的、表征了后现代转型的西方当代文化形态。很显然,这一研究对象必然要放置在西方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下,才能得到充分说明。正因为如此,在西方的视觉文化研究中,基于现代性进程所衍生出的各种理论话语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中,理论话语对视觉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图像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深刻影响,还在客观上拓展了视觉文化的研究疆界。因为无论是“新艺术史”的方法论转向,还是当代图像学对各种新兴理论话语的自觉运用,都没有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当代文化。尤其是新艺术史研究,一方面研究对象并没有彻底颠覆传统艺术史研究范围,但另一方面又在理论视角和方法上吸收了视觉文化研究的成果。新艺术史研究往往被视为西方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此。比如,新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统摄性的议题,是对“视觉性”的关注。这里所谓的视觉性并非传统艺术史研究以视觉形式或视觉心理为依据的形象风格分析,而是对特定的视觉机制及其背后“观看之道”的深刻揭示。这也意味着,视觉文化研究的疆域远比预设的要复杂得多,它所涉及的理论资源异常丰富,而又不易于准确把握。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这种复杂性,西方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效应便无法真正凸显出来。对于中国视觉文化研究来说,其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既不是稳定不变的,又有其不容忽视的区域文化特征。而不同的学科视域、研究方式乃至观念立场,也会直接影响到研究对象的取舍、研究领域的设定,并带来截然不同的理论效果。

  二是就研究主体而言,视觉文化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不仅最大限度地将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在同一个研究领域,而且也在客观上令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跨学科特性。跨学科性作为视觉文化研究的显性特征之一,首先就体现在研究主体的多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建构维度。以文化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兴起为标志,不同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日益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学术研究模式。视觉文化研究常常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与此密切相关。毋庸置疑,这一研究模式在一个学术分工日益建制化、学科壁垒日趋固态化的当代学术环境下,有利于激发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增长点。不过,从研究主体的角度来看,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理论话语的庞杂性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学者对于理论效应的判断,而且带来了一个研究策略上的局限,即理论话语选择的优先性。进入20世纪后半叶,理论的重要性一再得到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方学界在视觉文化研究过程中深陷某种“理论先行”的怪圈之中。选择一种理论模型,既决定了一项研究的对象取舍、分析路径乃至学术立场,又意味着更多可能性的丧失。立足于跨学科的理论视界,西方视觉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不仅涵盖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诸多场域,而且早已形成一个互补性极强的话语空间。但在实际运用中,理论话语面对文化实践时则力不从心,这并不是理论话语自身就可以规避的问题。在任何时候,理论都只是工具,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何种方式来使用它们。当我们过于沉溺于理论话语本身所带来的可能性时,情况尤其如此。纵观文化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式微,以及视觉文化研究发展势头的减弱,无不与此有关。

  以上述两个方面的讨论为依据,建构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理论,对作为研究主体的当代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对本土文化现实的深度理解。毋庸讳言,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和社会发展历程,中国当代的视觉文化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的质的规定性。就此而言,西方的视觉文化理论并不具有不言自明的普遍性。仅以时代状况而言,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生态,就与西方大相径庭。这也意味着我们无法仅仅通过全盘接纳西方理论来理解和说明中国视觉文化现象,因为我们既有属于自己的现实问题,更有需要重点关注的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这其中包括经济形态、政治话语、社会结构、文化体制等在内的各种现实差异。这些差异提醒我们要具备创建原创性的视觉文化理论所必需的“本土”意识,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理论资源,或者不加区别地随意套用。比如,中国当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不值得提倡的现象,便是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跟风。每当一种西方理论兴起,都会以最快的方式被引入国内学术界。但当另一种新的理论出现之后,它往往又会被迅速抛弃。如果我们只热衷于充当西方新潮理论的“搬运工”,而缺乏自觉的反思意识,当然无法生发出具有生命力的原创理论。可以说,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特征及其运行逻辑,而不是盲目追随西方,是建构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理论的前提条件之一。

  第二,对传统理论资源的当代挖掘。长期以来,西方一直都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主要参照系。引进西方理论本身也因此成为我们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视觉文化研究领域,这一状况尤其明显。但是在进行了大量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借鉴之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激活中国自身的理论资源来建构视觉文化理论。与这一状况相呼应,中国传统理论资源的当代转换早已提上日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核心议题之一。虽然在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仍较为有限,但进一步挖掘和创新的空间却是巨大的。在实践层面,中国当代视觉文化对于包括古典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等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已经非常充分。在理论层面,传统文化资源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有效的理论生长点。前提是我们必须更充分地理解这些资源所蕴含的当代价值,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这是建构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理论的又一个前提条件。

  第三,不断强化跨学科的自觉意识。视觉文化研究作为带有典型跨学科特征的研究领域,很难依托单一学科建构起原创性的理论话语。在当代中国,学科壁垒依然存在,需要我们通过更自觉的跨学科学术实践逐步改变。对于视觉文化研究来说,这种跨学科学术实践既要求我们在各个学科之间寻找某种方法论的平衡点,又尤其需要我们对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话语的分析路径及其背后的学术立场有所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尽量避免研究过程中不时出现的理论“偏见”,并在一个更开放的学术对话空间中寻找到恰当的理论话语。一言以蔽之,建构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理论,有赖于多个学科的共同努力。对于身处其中的研究者而言,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和自觉意识是其必不可少的学术素养。

  总之,视觉文化作为当前学界仍具有显著热度的研究领域,无疑是审视中国理论原生性的理想对象。仅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角度出发,我们一方面必须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充分“语境化”的前提下,适度征用各种相关理论话语;另一方面还应时刻意识到:建构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理论,既需要对西方理论资源进行本土化转换,又需要传统资源的当代挖掘和创新,还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理论方法的碰撞和融合,而研究者自身综合学术素养的提升,则是使这一切得以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艺术哲学语境中的空间思想研究”(16BZX1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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