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华古典艺术精神的重新解释向来受到高度赞扬。在其“少年中国”时期，宗白华秉持了激情澎湃的进步立场。学术界一般认为，他的思想发生了由倡导激进变革到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想“转向”。如此判断基于一种古今对立的历史叙事框架。然而，从典型的“五四”青年到“湖畔的散步者”，宗白华的学术轨迹其实存在着某种连续性。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以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为中国现代美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伟大创新的开端”
郭沫若和田汉等人是20世纪20年代“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后来同样转向了对民族身份与古老历史的重新关注。宗白华后半生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奠基，与郭沫若、田汉通过写作历史剧塑造现代民族认同的文化策略有着根本上的一致。在他们那里，“少年中国”所代表的“五四”精神一以贯之，因此，宗白华的“转向”具有历史的共性。这种共同经历表明，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并不在于抛弃历史，而在于依据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打开历史，通过重新解释古老传统为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活提供源头活水。
1941年，在祝贺郭沫若五十岁寿辰的纪念文章中，宗白华回忆起自己在《时事新报》担任编辑时的往事。他对青年们寄来的稿件做出了高度评价：“这小小的书桌上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年，朝气，希望，青年的纯洁，生活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这创新直接着现在的抗战建国，它的历史的最后估价须待一百年后的史家……”宗白华强调，“五四”的核心是青年人及其“生活力”，文化史可以由此出发得到全新的讨论和解释。在思想与问题的交织过程中，“伟大创新的开端”不仅有望实现，而且必将孕育出未来的新中国。
新时代的人格教养
宗白华对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热情，来自他作为“五四”青年的文化启蒙热情。“五四”的激情始于进步青年们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内忧外患，宗白华才强烈主张通过教育启蒙来改良“旧社会”、塑造“新社会”。在“民族自强”方面，20世纪40年代“抗战建国”的进程体现出对“五四”精神的延续，体现出宗白华和郭沫若对文化史“伟大创新”理想的延续。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在于，通过创作《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重铸爱国精神的传统根源；宗白华的学术努力则是延续蔡元培的美育路径，不断深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美学理论建构，为新时代的人格教养做出准备。
在《三叶集》中，宗白华渴望郭沫若成为歌德意义上的泛神论式的天才：与“大宇宙”和“小宇宙”融为一体，在其中凸显出创造性的灵感。宇宙的“意志”基于现代科学，在长久的体验和探索当中得到揭示，在日本海边、在解剖室的科学探索中得以实现。同时，这种充满活力的“意志”为人自身内部的生命激情提供了自然维度的奠基。于是，与宇宙万物一样充满“活力”的“自我”，也就构成了超越颓废、通向雄浑政治生活的现代人的主体性。唯有敏感的艺术家与诗人能够通过与宇宙自然的亲密接触把握这种“活力”的规律，以此为人类未来立法。在这个意义上，宗白华呼吁郭沫若成为“诗神”，希望文艺工作者能投身到认识自然、体悟自然的科学考察当中，发现超越一切人为尺度的更高的“自然规律”，并把这种“规律”用美妙的诗篇揭示出来，成为“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的精神界”的抒情启蒙者。这里的“自然规律”指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现代自然科学所发现的宇宙规律构成了宗白华诗学关于世界、国族与人生的本体论基础。
从其最初的“山林社会”构想，到留学归来后对歌德泛神论诗学的提倡，宗白华始终相信，如果能“直接去体会自然的精神……以自己的精神、理想情绪、感觉意志，贯注到物质里面制作万形”，艺术主体将会获得超越历史现实的纯粹且真诚的生命体验。如果长久处于这种纯粹真诚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本体”当中，一切虚伪丑恶的现实将得到超越，各种价值冲突也将得到协调和化解。
危难中的民族自信
在宗白华的理想中，让凸显这种主观自由的“艺术”作为中介并构成现代生活的关键要素，其目的不仅在于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在于调和中国自晚清以来面临的古今之争，在积极面对内忧外患的同时，为未来沟通古典与现代精神的民族人格提供一种内在修养途径。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宗白华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是已经老了”，进而渴望“童年的天真”。在内忧外患的特殊背景下，民族的“自信力”是这种“天真”最突出的表征。1935年，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愈演愈烈之际，宗白华激昂地将唐代诗人称为“真正的民众喇叭手”，呼吁“有力的民族诗歌”和“慷慨的民族诗人”。1941年，宗白华又强调“一味绝俗”的“晋人之美”。魏晋的名士们在把握“宇宙里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沦万物的生命本体”后，最终成为“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德意志民族在“狂飙突进”时期处于上升阶段，需要在现代世界中通过完成民族国家的塑造获得国际尊严。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歌德诉诸“宇宙意志”来鼓励天才诗人超越现实政治、积极展开未来民族想象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唐代诗人，还是魏晋名士，都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被解释为最真切地把握到“宇宙意志”和“生命本体”的自由抒情主体，进而被解释为最权威的民族精神象征，以及引领民族乃至全人类走出衰颓、走向美好生活的审美先驱。
宗白华吸收德意志美学，并把社会变革与文化重建结合起来，显然是对“五四”精神的深入开展。就重建传统文化精神而言，我们需要认真地向为中国现代美学奠定了根基的前辈学者学习，以便让“五四”精神能够薪火相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