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纯 杨曦阳:审视日本学者“卢沟桥事变”研究
2017年07月06日 07: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6日第1242期 作者:白纯 杨曦阳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发生七十多年来,日本国内有良知的学者能够尊重历史事实,对事变进行较为客观的研究。但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抬头,日本一些右翼学者推卸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他们的研究结论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

  有良知的日本学者的观点

  总体来看,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能够客观看待历史,他们对“卢沟桥事变”的研究比较尊重客观事实。一方面,他们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这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是一场侵华事变。如江口圭一认为,“卢沟桥事变”虽然与“九一八事变”有所区别,但“在侵华的本质上无异”。安井三吉也认为,“日中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二是“卢沟桥事变”及其所引发的战争行为是非法的。波多野澄雄强调,“从卢沟桥事变到战争结束”,“日军各式各样的‘非法行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惨痛的伤痕。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日方故意扩大事态,理应对此负责。井上清认为,无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如何,“驻在当地的日军早就阴谋占领卢沟桥一带”。波多野澄雄认为,“驻屯军和关东军为打倒蒋介石政权和实现占领华北的构想,以绝对优势军事力量推动了此次事件的发展”,军部理应负责。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应该由日本内阁负责。如户部良一认为,当时一些“对华强硬论者”为了反对前内阁,“在对中国‘一击’的问题上没有犹豫”。高桥幸八郎也指出,“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近卫内阁在是否扩大战争的争论中,声明出兵华北”。

  日本右翼学者的主要观点

  日本一些右翼学者则歪曲历史,否定战争侵略行为,极力撇清战争罪责。他们的观点主要有:

  一是认为日本是被迫卷入“卢沟桥事变”的。一些右翼学者认为,“卢沟桥事变”完全是中方有预谋的事件,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如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的一些学者声称,“卢沟桥事变”“是在从没有料到的时机和场所突如其来地点燃的,它在无准备无计划的情况下如燎原之火扩大为长期消耗战”。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扩大事变是因为要帮助中国“抵抗西洋列强对亚洲的侵略”。

  二是污蔑中国共产党挑起事端。如日本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不仅将“卢沟桥事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而且认为刘少奇是“幕后主谋”。田中正明则指责是刘少奇“指挥抗日救国青年团向日中两军开枪”,“使日本与支那两军发生战斗”。小堀桂一郎认为,“卢沟桥事变”虽然是国民党军队所引发,但他们是“中了共产党阴谋的”。

  三是纠缠于所谓“第一枪”问题,妄图借此开脱罪责。日本学界所谓的“第一枪”特指1937年7月7日夜,在宛平县城外进行夜间演习的日军第八中队遭到射击的几声枪响,以及在这之后又听到的十几声枪响。一些学者由此将战争责任归于中方。我国学者曲家源在其著作中总结了日方部分学者的类似观点:日军在演习时“遭到了据说是来自中国军队的枪弹射击”,进行反击从而爆发事变。

  日本右翼学者论调的实质

  日本右翼学者的翻案论调是战后复杂国际形势的产物。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度沉寂,之后迅速崛起,右翼学者的数量也逐渐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为了“冷战”迫切需要联日反共。“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将日本建成亚洲反共前沿阵地。日本国内右翼分子有极端反共的思想,因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计划地释放一些东京审判战犯,鼓励他们重返社会,这“预示着旧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和社会各界的复苏”。日本右翼势力搭上了“冷战”快车,趁势迅速扩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学界也出现了分化,不仅许多中立学者“向右转”,一些战犯也重回学界兴风作浪。二是战后亚洲局势动荡,日本右翼势力趁机“抬头”。二战中的一些受害国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日本交涉历史问题,日本右翼势力借着这段空窗期迅速坐大,拒不承认侵略战争罪行,并不断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20世纪80年代,右翼势力逐渐渗透进入日本文化和教育界,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等行为,掀起了一股“历史修正主义的逆流”。

  日本右翼学者的翻案论调是日本实现政治野心的需要。日本政府放任右翼势力的翻案论调,篡改历史真相,将自己扮演成二战的“受害者”,为谋求政治大国的野心服务。日本右翼势力的做法有:一是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日本政界与右翼学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制定的政策也迎合右翼势力的需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不仅在政治上紧密配合右翼势力,而且在其任内不顾亚洲各国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二是积极谋划“修宪”,实现重新军事化。由于日本受到和平宪法“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等条款的限制,只能通过私下扩编来增强军事力量。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加紧扩军备战,在此过程中右翼势力发挥了很大作用。三是煽动社会民意,增强政治大国战略的社会基础。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推行需要国内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民意支撑。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右翼势力借机推行新民族主义思潮、新国家主义思潮以及军国主义思潮,转移国内矛盾,勾起民众对战前日本的向往。他们的种种活动激起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打下了社会基础。

  驳斥日本右翼学者的错误观点

  为了捍卫历史真相,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我们必须以扎实的研究驳斥日本右翼学者的错误观点,深化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

  第一,“卢沟桥事变”早有预谋,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1927年,日本外交大臣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东方会议”,会后将会议内容以奏折的方式报告日本天皇,其中明确表示要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攫取我国东北不是其最终目标,“征服满蒙”也只是其“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彻底落实“大陆政策”的必经过程,“剩下的问题,只是选择一个发生于什么时间和地点的‘事件’为借口来加以实施了”。“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原因与“柳条湖事件”极其相似,都是以“士兵失踪”、“中方放枪”、“故意破坏”等理由制造摩擦,继而借机扩大事端,直至达成其目的。因此,“卢沟桥事变”并不是偶发性事件,而是日本早已谋划好的侵略事件。

  第二,日军首先挑起事端,“第一枪”问题无需争辩。战后日本学界在探讨“卢沟桥事变”战争责任时,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引发事变的那几声枪响,“卢沟桥事变”就可以避免。实际上,所谓的“第一枪”问题只是在战后被提出来用以帮助日军躲避罪责的借口。从日军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侵略战争的责任都应由日方承担。日军之前的一系列挑衅行为都是“‘七七事变’的前奏”。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巴勒托(David D. Barrett)在战后曾表示,“七月初宛平附近日本军举行的夜间演习,是故意挑拨的”。日本历史学者吉冈吉典也指出,“卢沟桥事变的核心不是谁开了第一枪,而是日军之前不断增兵,并且不顾中方抗议在卢沟桥附近反复举行夜间军演的挑衅行径”。因此,“第一枪”的问题无需争辩,日本在事变前的各种战争挑衅行为才是直接原因。

  第三,日本右翼学者诬陷中国共产党的相关“证据”纯属子虚乌有。日本右翼学者将“卢沟桥事变”诬陷为是“中国共产党所为”,“幕后主谋”是刘少奇。中村粲较早提出这种观点,并指出其观点的重要依据是中国出版的《卢沟桥事变风云编》(实际书名为《卢沟桥事变风云篇》,笔者注)一书。中村粲指出,书中写明了张克侠受刘少奇派遣进入二十九军,并且策划了对日战争。我们仔细研读了《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一书,在该书中只查阅到了张克侠被派遣到二十九军工作等客观事实,却没有中村粲所说的“筹划与日本进行战争”,“并与卢沟桥事件有关联”等信息。因此,中村粲的观点纯属捕风捉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在“卢沟桥事变”80周年来临之际,全面分析日本各方学者观点,特别是从学理上深入批驳日本右翼学者的错误观点,既是为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更是告诫世人历史不容篡改,我们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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