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版图上，现实主义始终是影响文艺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在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过程中，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文艺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促进了文艺的繁荣发展。今天，延安文艺仍然是中国文艺继续前进的重要思想文化遗产。

　　走向大众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内涵丰富。就文学表现方式而言，它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一种关注现实的审美态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而言，它主要以关注平民生活、抨击社会黑暗为主，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场域中发展和演变，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晚清时期，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种反映社会现实、抨击社会痼疾的创作潮流，但其内容还是停留在对官场、儒林和洋场社会的局部透视上。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写实性文学一跃成为创作主流。“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关注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变化，涉及军阀混战带来的灾祸、劳动人民的困苦以及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等重大社会问题。20世纪20年代末，受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具有强烈社会改造意识的“革命文学”兴起。由于片面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与政治性，革命文学的大众化诉求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33年，周扬在《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刊文，系统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并指出中国文艺界需要结合自身实践接受新的理论资源。抗战爆发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再度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后，普遍存在着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和他们的日常语言的现象，致使文艺创作与抗战现实和民众需求严重脱节。为此，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他的讲话后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题发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话》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偏颇，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具体问题入手，全面阐释了新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与方针、文艺的基本原理和创作规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话》呼应了时代对革命文艺的要求，使文艺与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讲话》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使中国新文学拓展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视野，更加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与新风貌，从而为中国现代文艺不断前进确立了新的方向。

　　《讲话》对延安文艺的指导意义

　　《讲话》对延安文艺的发展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文艺性质和功能的重新界定。《讲话》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一文艺性质的重新界定，既是对列宁所说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合理继承，又是对文艺与时代关系的深刻阐释。《讲话》揭示出“五四”新文学发展以来现实主义创作存在的言不及物、文不适时的倾向，把文艺统摄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宏大框架中，为正确认识无产阶级的文学本质提供了理论指引。

　　《讲话》明确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这里的“现实”本身有着更为确切的内涵，即革命文艺面临的真正现实就是指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运动和抗日革命根据地革命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等。《讲话》对“现实”的理解，与整个革命运动和党的文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直接指明了延安文艺要契合现实革命的历史特征与发展逻辑，既体现出对当时革命文艺阶段性任务的深刻把握，也指出了今后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些规律性和原则性问题。

　　第二，对现实主义美学要素的全新阐释。《讲话》深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内在机理，对构成现实主义的美学要素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就“生活”而言，文学创作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己悲欢，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就创作者而言，不能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地教育人民，而是要全力融入群众的现实生活中，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就读者而言，创作者应尊重读者，要熟悉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的接受对象，要熟悉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和生活。这就要求创作者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根除鄙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倾向。这恰恰指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长期忽视劳动群众的阅读和接受习惯，致使作品“曲高和寡”的问题。由此可见，《讲话》对文艺的生活源泉进行了富有创见的中国式解读，重新发现和确立了工农兵这一新型审美主体，并对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思考。

　　第三，对现实主义文艺评价标准的自觉确立。《讲话》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既强调了文艺发展的思想性原则，又重视艺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的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包容其他派别的进步文艺作品。《讲话》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观察世界和文学艺术，但“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这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讲话》的影响下，延安文艺呈现出生动活泼的景象。许多作家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取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上获得重大突破。一些民间文艺形式也逐渐被重新发现和激活。以《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以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情感追求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新的气象。

　　为现实主义文学锻造新质

　　在《讲话》的指引下，延安文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延安文艺以鲜明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和审美样态。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指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在“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当时文学的创作主流。各个历史时期的工农兵形象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主体形象，豪迈健朗的风格与欢快明朗而又多姿多彩的艺术色调成为其美学追求。正是在《讲话》所提出的文艺精神的指引下，《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等一批作品既具有深厚的思想性，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代表了当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些文艺思潮，从精神内质方面也可看作延安文艺精神的延伸。比如，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都与延安文艺倡导的现实主义文艺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

　　二是延安文艺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持续借鉴意义的文化资源，为深化和发展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来看，由于受具体历史语境等因素制约，延安文艺带有较强的战时文化特征，对文学的“真实性”、“写光明”等问题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延安文艺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锻造了崭新的精神特质。这种新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动力。在当下民族文艺繁荣发展日益迫切的状况下，面对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面对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存在的“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如何凸显以人民为主体的创作观和展现以民族文化特征为主导的审美观，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思考的重要问题。延安文艺所高扬的时代意识、大众情怀与民族风格，无疑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创造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延安时期的戏剧活动”（15XZW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