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节期间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重新唤起了国人对古典诗词的集体记忆。创造如此“现象级”的热度，除了节目的精良制作和选手的精彩表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诗词这一艺术形式本身的巨大魅力，以及我国千百年来延绵不绝的诗教传统。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古典诗词的雅正、精微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诗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源头，而古典诗词可视为《诗经》的余绪。一方面，《诗经》本身呈现出的文体形式和创作技巧，成为后世诗词创作可资借鉴的典范；另一方面，“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及《诗经》对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业已成为后世诗词的主要评价标准与价值取向。可见，古典诗词是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古典诗词不仅深植于人类文明，同时也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注意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杜甫诗云：“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都怀抱着对人世赤诚深厚的爱。诗的节奏声韵合乎天籁，诗的高度凝练也合乎大音希声之旨。《庄子·天地》说，“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修辞不仅可以明德义，也可从庖丁解牛的技艺中，窥探高妙难言的自然之道。

　　第二，古典诗词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承担着移风易俗的使命。在古典语境中，诗词具有审美和抒情的意义。《毛诗序》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说，对于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的确立，诗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诗运与国运直接相关，诗的情感基调和精神品质，与人民生活和国家面貌息息相关。正如班固所言，“昔成康没而颂声寢，王泽竭而诗不作”。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在一代之诗中有着非常鲜明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诗人的创作也就不再是纯粹的个体化书写，而是有着更加深远宏阔的文化使命。《毛诗序》中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在这里，“一人”与“一国”乃至“天下”实现了融合与交叠，诗人也由此获得了生命境界的自我超越。

　　于是，“抗行周雅，长揖楚辞”（唐代宗赞王维语）就成了古典诗词的重要原则。自古以来，睿哲之士总是自觉地在有限篇章中体现个体生命的超越性，将诗词作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严肃创作，从高超的智慧与优雅的文字中汲取力量。无论是对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称颂，还是对山河破碎、世事变迁的感伤，都折射出对家国命运的深刻关切。因此，古典诗词作为传统文化中最美好和最精致的语言，在颂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正是诗词在现代社会鲜活生命力之体现。

　　第三，古典诗词有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谈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面向公众，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度参与。古典诗词的传播恰恰为此提供了绝佳途径。“以诗言志”与“赋诗断章”是古代中国重要的修辞方式。从《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即可看出，尽管写作技艺和文化积累在当代已发生深刻变化，但并不妨碍古典诗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记诵和欣赏。作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表达，诗词从线性时间的羁绊中超脱而出，获得了思接千载的传承性。而其巨大感召力就在于诗词缘情而作。中国古典语境中的“情”除了指情绪、情感之外，还包含着更深广的生命体验。古典诗词的意境与意象正是对生命体验的反映与传达。在这一意义上，诗词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客体，而是内化为读者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引起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共鸣。因此，诗词很好地承担起了化民成俗的职责，能够把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源源不断地向大众传播。这也体现了诗的“风教”之职。

　　此外，诗以言志。孔子以“思无邪”论诗，并以诗教人。《毛诗序》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南朝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清刘熙载解释道：“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如前所述，古典诗人总是自觉将个体生命与家国命运、文化命脉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内是个人的舒忧娱悲、养性涵情，在外是对世道人心、文化传统的扶持维系。正因如此，古典诗词才堪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博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