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美国学者凡勃伦发表《有闲阶级论》，这是西方学者研究休闲问题的开始。在中国，于光远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提倡要对休闲进行研究。但至今我们的休闲学学科理论和架构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建构中国特色的休闲学学科，对于我国休闲理论研究者来说，任重道远。

　　建构中国特色的休闲学学科首先是实践发展提出的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闲暇时间大量增多，迫切需要提升生活质量，由此产生丰富多样的休闲需求。各级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休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重视发展休闲事业。由此，对休闲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为系统规范的休闲学理论。

　　其次，休闲的内容与价值决定了建构中国特色休闲学的必要性。休闲的内容极其丰富。休闲是个体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以自己喜爱的方式选择相应的活动，并获得身心放松与自由体验的生活，是一种具有特定内容和形式的生活。人的生活离不开休闲活动，当人的生活处于休闲状态，休闲便是一种生活状态；当人喜爱某种方式的休闲并成为自己的生活习惯时，休闲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休闲生活中，包含着个人性与社会性、身体感受与心灵愉悦、感性活动与生命体验的共生与统一，由此成为人的生命的一种形式。休闲又具有多重价值。休闲不仅具有显性的社会经济价值，诸如拉动消费、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催生新兴职业等，它更具有隐性的人文价值，诸如改变生活观念、丰富生活内容、实现健康生活方式、调适心身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休闲学对于深入认识生活、认识自我十分必要。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休闲学是学科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内几十年的休闲研究，成果丰硕，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比如，我们存在过多译介、引述或模仿西方尤其是美国休闲研究成果、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等问题。此种情形下，建构具有独立话语系统和文化特色的休闲学便显得更加迫切。

　　建构中国特色的休闲学学科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进行。

　　其一，从中外休闲异同的恰当比较中把握中国休闲文化的特色。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人们的休闲，必然会出现各种特殊性、差异性。比较休闲的特殊性、差异性，可以更准确地认识不同地区休闲产生的复杂条件。我国的休闲学研究必须涵括和体现中国休闲文化的特色，要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不能以西方学者的视角和观点为依归。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两个研究误区：一是忽略了西方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休闲差异，以至于将美国的休闲等同于整个西方的休闲。同样，要注意中国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休闲差异。二是混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休闲特征。休闲自古以来就存在，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到了近现代，随着大工业机器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休闲的内容、形式和价值等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和中国的休闲也出现了巨大差异。而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方休闲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在不断地相互吸收、彼此借鉴，呈现出多元性、兼容性和互动性的特征，一些基本的休闲活动则走向趋同。因此，我们需要具体地、辩证地从中外休闲的比较研究中，寻找和发现中国休闲文化的特色。

　　其二，从中国休闲文化中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民情风俗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休闲文化。各个历史时期产生了各种休闲观念，形成了各种休闲活动和方式，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休闲人物；儒释道各家学说都蕴含着各自独特的休闲思想，各个阶层群体都有各自钟爱的休闲内容和方式；诗词小说、戏剧文艺、书画艺术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各种休闲观念及其表现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休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人生观念、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尺度。我们要从深厚丰富的休闲文化中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休闲概念，挖掘这类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和意蕴，展现中国休闲文化的特色，这是建构中国特色休闲学学科必须要承担的任务。

　　其三，建构休闲学学科要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正在直接影响与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消费需求和消费形式、交往内容和交往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分析各种现实变化，阐述现代休闲理论，引导和培养健康的休闲方式，对于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