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历朝历代的志书中都明确记载着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这是铁的事实，无可辩驳与混淆。

　　最早发现和命名

　　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在南海领域活动。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徼外人乘大舶，皆以铁锢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三国吴谢承《后汉书》载：“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以上记载中，“涨海”即为今日之南海，此称呼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梁书》卷54《海南诸国列传》“干陁国在南海洲上”（今苏门答腊），已开始使用“南海”名称。至唐宋，记载“南海”的古籍渐多。这说明，远在1500年前中国人已经认识南海及南海诸岛。

　　随着我国古代航海技术的提升，南海诸岛地名从整体泛称逐步演化为群组命名。北宋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载有“王师出戍”至“九乳螺石（州）”（即西沙群岛，主要指永乐群岛一带），首次出现了群岛名称，也是西沙群岛被首次命名。宋吴自牧《梦粱录》及以后许多典籍把西沙群岛称为“七洲”，其海域叫做“七洲洋”（主要指宣德群岛一带）。《宋会要辑稿》“真理富国”条载首次出现“万里石塘”之名，成为南沙群岛的最早命名。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南海有“长沙、石塘数万里”，首次指出了以沙岛为主的“长沙”（西沙）和以环礁为主的“石塘”（南沙）。南宋赵汝适《诸蕃志》、王象之《舆地纪胜》和祝穆《方舆胜览》均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分别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床、堂）”。

　　南海诸岛地名到了元朝，特别是明清两代变化较大。如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中的“万里石塘”已经不是泛指南海诸岛，而是把南海诸岛同大陆构成一个整体。明茅元仪《武备志》转载1430年成图的《白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其中有绘在东边的“石星石塘”，绘在西边的“石塘”，而“万生石塘屿”则绘于两者中间偏南，面积比“石塘”大。按三者位置关系及所使用的符号形状、大小来考证，“石星石塘”应指中沙群岛，“石塘”指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指南沙群岛，说明南海诸岛已明确划分成三个群岛。明顾岕《海槎余录》载：“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万里长堤出其南。”此时的“千里石塘”应指西沙群岛一带岛礁，而“万里长堤”当指南沙群岛。“万里石塘”说成“万里长堤”，“塘”“堤”义同，应为同一说法。

　　清代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和《万州志》都有“长沙海、石塘海，俱在万州城东海外洋”的记载，分别指西沙和南沙所在海域。觉罗保满《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东洋南洋海道图》都以“气”指东沙，“长沙”指西沙，“石塘”指南沙。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载：“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古为落漈”；“气悬于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嵝岵石，至七洲洋，名曰千里石塘”。此处“南澳气”，古为“落漈”，今为“东沙”。《海国闻见录》附图《四海总图》标绘有“气沙头”、“长沙”、“七洲洋”、“石塘”四个地名，分别指代东沙、中沙、西沙、南沙四个群岛。此时，南海诸岛分成四大群岛之概念已经形成。

　　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载到：“炎海善溢，故曰‘涨海’。”反映出古人已经观察到南海的潮汐现象。南海在古代除了称为“涨海”、“南海”、“炎海”之外，还有“朱崖海”（晋郭璞注《山海经》、唐李善对晋左思《吴都赋》注）、“大洲洋”和“琼洋”（《崖州志》《琼州府志》）、“琼海”（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琼州府志》）等。对南海诸岛的称呼，除了上述“涨海崎头”、“珊瑚洲”之外，还有“木饮州”（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等。1842年清郑光祖《醒世一斑录》中的《中国外夷总图》，以“落漈”标注东沙群岛，“东沙”标注中沙群岛，“西沙”标注西沙群岛，“石塘”标注南沙群岛。1887年徐雅荪《洋防说略》载广东海道，万里长沙“自万州迤东直至南澳”，千里石塘“自万州迤南至七洲洋”。此处“万里长沙”指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千里石塘”则指南沙群岛。

　　最早开发

　　早在秦汉时，中国先民就在南海从事渔业活动和航路开辟。到汉代已形成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络绎不绝的商船从今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经南海驶向印度、斯里兰卡，中转后直至古罗马。唐《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

　　晋代，张勃《吴录》中记载在南海开发采取了大量的珊瑚、玳瑁。隋唐时期，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称“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巅峰，而其主要航路就经过今天的南海海域。

　　清谢清高《海录》载：由广东前往爪哇有两条航线，其中“外沟”线由西沙东侧航行，“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行约四五日过红毛浅，有沙坦在水中，其极浅处，止深四丈五尺”，“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万里长沙在其西”。按方位、行程和水上情况等数据判断，“红毛浅”是指整个中沙群岛，“沙坦”指暗沙群。文中又载，船由吕宋来，“西行五六日，经东沙”，“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万山东，故呼为东沙”。

　　另外，海南文昌、琼海等县许多去西沙、南沙捕鱼作业的渔民及其后裔保存下来的《更路簿》，对西沙和南沙群岛航行水路记录得十分清楚。这些记载为当地渔民生产作业留下了重要参照。

　　最早行使主权和管辖权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海南，汉朱崖、儋耳也……唐贞观元年，析为崖、儋、振三州，隶岭南道。五年，分崖之琼山置郡……贞元五年，以琼为督府，今因之。……至吉阳，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洲，曰乌里，曰苏密，曰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塘）……四郡凡十一县，悉隶广南西路……”此段文字说明，我国从唐代开始就将南海诸岛划归广南西路行政管辖。

　　南宋《琼管志》也提到“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属“琼管”。明《元史·地理志》及清魏源《增广海国图志》之《元代疆域图叙》则记载元代疆域已包括南沙群岛，说明至迟于元代开始，南海诸岛就被完整纳入中国版图。明清两代，南海诸岛则被明确列入广东省琼州府万州（今海南省万宁市、陵水县境）管辖，并翔实记录在地方志中，如明正德年间唐胄的《琼台志》、清金光祖《广东通志》与贾棠《琼州府志》等。清郝玉麟《广东通志》记载：“万州三曲水环泮宫，六连山障，州治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烟波隐见。”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即指包括西、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

　　清乾隆年间《泉州府志》记载：“吴陞……擢广东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表明当时西沙群岛海域由广东省海军负责巡逻。据第一轮《广东省志·人物志》记载：“李准，字直绳，四川邻水人。……后历任候补道员、提调、总兵、广东水师提督。……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时任广东水师提督的李准率170多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到西沙群岛进行一个月的巡视勘察，对各岛屿逐一命名，勒石竖旗，并在伏波岛（晋卿岛）上放养雌雄牛羊，提出开发西沙群岛计划八项。同年，清政府核准计划，并拟在东沙岛设灯塔，又于宣统二年颁布试办东沙岛‘章程’，并拟订招募渔人试办渔业‘章程’。”

　　1935年“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公布了132个中国南海各岛屿地名，如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等。同年5月，广东省开始在东沙岛批商承办设处管理，并明确将东沙岛改名为东沙群岛。1947年12月1日，172个南海诸岛地名被正式公布，如南海诸岛（四大群岛总称）、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前称“南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前称“团沙群岛”）等，且大群体下又分小群体，层次较多。《南海诸岛位置图》和《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也被同时编制。1948年2月，傅角今主编、王锡光等人编绘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将《南海诸岛位置图》收入其中，并在中国南海地图上正式标出U形断续线。作为现代中国南海地图的重要蓝本，《南海诸岛位置图》为南海海域划界、定名和如今中国坚持南海主权“九段线”提供了法理依据。

　　198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权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共287个。较之前增加地名115个。此次命名，除对岛、沙洲、礁、暗沙、滩和石命名外，首次为“水道”（渔民称为“门”）正式命名。

　　从以上各方史料可以看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任何基于非法仲裁的主张和行动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南海主权属于中国证据确凿，公理昭昭。

　　（执笔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陈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