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外国评论家断言，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对外行为表现得“过度自信”，某些时候甚至呈现出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色彩。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不乏声音认为中国外交要摆脱邓小平开创的“韬光养晦”，利用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进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无论是“有为”还是“过度自信”，中国外交变革的背景和动力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为了在新形势下积极谋划国际战略，增强主动性，扩展自身利益，中国外交也表现出某些新常态。

　　自“南方谈话”以来，国内对中国外交政策原则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大概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与西方主导性力量的差距更是十分显著，因此在对外行为上基本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加以适应和调整。以“韬光养晦”领头的十六字外交方针逐渐成为中国当时外交政策的原则性表述。出台这一外交理念的主要背景在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美国打击日本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中亚国家面临民族国家建设的巨大挑战，使得中国外交的战略空间不断萎缩。由此，中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国内建设上，在对外事务上异常低调，专注于缩小与体系主导力量之间的实力差距。

　　第二轮论辩发生在世纪之交，中国经受了1999年北约炸馆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考验，最终还是在2001年底成功加入WTO。随后十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令人称道，而外交在服务于以发展为核心的根本战略目标上也令人满意。如果说有不足的话，可能是对经济实力的增长之快缺乏适当估计。

　　第三轮大论辩则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力量对比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大多数国家都认为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已成事实，美国自身也趋于焦虑，难以从内心深处接受“他者”的崛起，更不用说平起平坐。其中，最能代表美国这种心态的是其对华战略，经历了从“G2”到“转向”再到“再平衡”的转变，美国政界使用的语言让人看到美国实力和意愿之间的差距。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忧虑的是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将趋于瓦解。这一地域的盟国体系支撑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并成为其缔造国际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为了避免经营70年的“老店”易手，美国采取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这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形势。而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开始强调通过构建多种新型大国关系引导国际社会进入新形态。按照西方的战略理论，一国的经济力量强大后终将转化为战略力量和战略影响力，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确推动了中国战略力量的扩增。中国新一届政府将当前视为自近代以来最接近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阶段。与以往有关“韬光养晦”专注于国际形势不同，新一轮的论辩主要是中国力量超速发展而引发的。因此，如何准确评估与合理运用中国力量，如何准确研判力量对比变化的政策效应，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又一新形势。

　　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中国抱有某种期待。国内是希望能够更有力地捍卫自身利益，国际上则希望中国扮演某种负责任的角色，使用好迅猛增长的力量。可以说，在中国外交究竟应该变得更强硬还是更具魅力之间，国内外的心理差距是很大的。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彼此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同，这恐怕是未来中国外交的另一个新形势。比如，在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问题上，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批评日趋激烈，不仅难以理解中国关于“核心利益”的相关表述，还难以确认中国是否打算在国际法、国际规则和规范内解决与邻国的争端。与此同时，中国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坚定推进海洋强国战略。不少沿海省份出台了海洋综合发展规划，并显著加强了对周边海域的巡航，呈现了中国的存在感。可见，中国海洋势力的发展既是新形势，同时也日益成为外交新常态。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新一届政府通过合理评估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经验，试图充分利用两个时期的外交资源，以积极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因此，国内外对中国外交资源和外交手段合法性的认识差异，也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新形势。

　　在8月底访问蒙古的时候，习近平主席使用了让周边国家“搭便车”的表述，对比2013年11月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让周边国家获利的说法，这是中国外交策略的又一个进步。可以说，“让利”将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常态，并促使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积极扮演经济发动机和公共品提供者的角色。结合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不难看到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领域正在逐步扩大。特别是中国政府立足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经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推进管网、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跨境建设，谋划更为紧密的睦邻关系，提升周边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恐怕是未来中国外交最为突出的新常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