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等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往往会诉诸一种普遍主义的“平等”原则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力图勾勒出一种激进的平等想象。他们的平等观既不同于分配正义和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平等观，也不同于马克思对平等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平等是一种基于话语或言说意义上的平等，是一种设定好的原则和公理，目标往往是通过消除不平等的无限过程来追求普遍平等。

　　第一，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往往从话语或言说的角度来谈论平等。他们都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以及现实生活领域的诸种不平等，但仅是立足于话语来思考平等得以可能的条件。他们认为，话语或言说不是一种主观的表达，而是作为复杂的话语实践总体与其代表的知识和权力密切相关。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平等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平等的发展需要平等话语的建构，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从属关系转换为压制关系，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压制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而反抗不平等，推进平等的进程。

　　朗西埃在理解平等时也是基于“所有言说者皆平等”的朴素原则，设定人们在智识上的平等。虽然人们具有平等的言说能力，但在“感性分配”原则的作用下，有的言说能够被听见，有的言说则被听而不闻。这些无法被听见的部分在生活中往往得不到承认，成为“无分之分”，无法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朗西埃的平等理论主要是让这些被视为噪音的表达能够被听见，打破固化的感性分配秩序。

　　巴迪欧主要是借助数学话语来谈论集合论中一与多的关系并以此来阐释平等。齐泽克则主要是借助精神分析话语的征兆概念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普遍性下的不平等。总之，话语或言说成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探讨平等问题的起点，话语背后的等级关系或权力关系则是他们关注的政治平等的核心内容。

　　第二，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重新思考了个人与群体、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他们认为，平等往往是被压迫的边缘群体重新获得承认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以获得相同的权利为目标，更要揭示出形式平等之下的现存秩序的矛盾，寻求实质平等得以可能的新秩序。

　　拉克劳和墨菲非常重视集体性的维度。在他们看来，反对不平等的斗争是一种多元的群体性行动，其发展需要在这些行动之间建立起同等的链条。这一斗争可被引导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上去，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

　　朗西埃的理论中争取平等的主体主要是治安秩序下被忽视的“无分者”，他们作为被感性分配秩序排斥在外的群体要求能够被听见和被看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表达能够被听见不是指他们通过模仿成为类似的表达，并获得大致相同的权利，而是指他们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彰显自己的存在。这就需要对整个社会的感性分配秩序进行重新配置。

　　当巴迪欧把政治区别于科学、艺术和爱时，也是基于后三种真理程序具有或隐或显的精英主义的特点，凸显出政治和平等的集体性维度。平等不是指具体的身份、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分配问题，而是无限的对不平等的批判。因此，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平等理论与自由主义的平等理论不同。他们不是以个体自由为标准否定平等，也不是将平等看作自由的补充，而是充分承认平等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凸显反对不平等斗争的群体性维度。

　　第三，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平等观较少正面的建构，更多地是将形式平等中隐含的实质不平等识别出来，以实际行动反对不平等。拉克劳和墨菲在建构民主斗争的平等链条时，明确指出他们所理解的平等不是说它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比如，为殖民者的对立面建构斗争的平等链条，不是要明确界定它的内涵，而是通过“我们都不是殖民者”以及对殖民者的话语体系和行为体系的辨别。

　　朗西埃的平等理论也是如此，除了言说和行动的平等设定外，并没有更多关于平等的正面建构。他所说的平等就是两种政治逻辑即治安与政治之间的遭遇和斗争。巴迪欧基于数学的集合论，也只是将平等与不平等的矛盾理解为是否被计数和能否被算入。

　　因此，我们似乎很难发现他们关于平等的具体设计和说明，很难找到类似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和柯亨的能力平等的界定，也少有瓦尔泽的简单平等还是复合平等的争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平等理论没有价值，他们所做的恰恰是要突破固有的分配秩序，重新发现不平等。这种对平等与不平等边界的审视和反思是更基础也更具有批判性的思考平等问题的做法。

　　第四，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把平等看作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永无止境的追求目标。他们的平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设定，力求将平等原则普遍化，但这种平等又不等于绝对的平均。他们力图在普遍与特殊、平等与差异的关系中寻求一种辩证的理解。平等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也不能仅仅以结果为标准来衡量，平等作为标尺测量着特殊与普遍的差距，是对虚假普遍性的检测和发现。

　　虽然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力图将作为公理的真正的、普遍的平等实现出来，但是这种普遍化的程序在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那里有所不同。齐泽克、巴迪欧和朗西埃都主张发现不被社会秩序承认的部分。齐泽克把这部分群体称为“剩余者”，朗西埃概括为“无分之分”，巴迪欧将其归为“不被算入的部分”。这些部分都是在社会中具有必然性但又无法找到自己位置的“内在例外”，平等就是将他们看似特殊的要求普遍化，从而打破社会秩序的固化逻辑，创建新的普遍性。

　　拉克劳和墨菲则更强调通过平等逻辑的链接将平等扩展到更多的领域中去。在他们看来，平等是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对某个领域的平等的追求也能“传染”到其他领域，引发人们扩大平等的地盘。在齐泽克等人看来，拉克劳和墨菲的这种理解并非真正的普遍化，只不过是现有秩序下对平等的推广和延伸。虽然有这些内部的争论，他们的平等观仍然具有共同的普遍主义品格，力图通过主体的介入来验证和实现真正的平等。

　　总之，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对平等的理解是一种以话语或言说为起点，以对不平等的辨别和批判为核心的普遍的原则。他们的平等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自由主义的个人原则，突出了平等的优先性，力图通过具体的实践行动打破固化的平等与不平等的政治边界，实现实质平等。这使得他们的平等理论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然而，他们的平等观存在很多问题。如他们以话语或言说为起点，使得对平等的追求仅限于对平等话语的建构和争夺；他们对普遍平等的设定也往往使得平等有可能陷入绝对平等的困境。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将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严格分离开来，使得政治平等缺乏坚实的根基和展开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策略上，虽然他们也把反对不平等的斗争指向对分配秩序的批判，但由于缺乏对权力关系的深层思考，这种批判往往成为对感性分配秩序或话语分配体系的批判，因而使得他们的平等理论缺乏切实可行的内涵和目标。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他们对普遍平等的追寻和对等级分配秩序的不懈批判仍然不失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一种激进的平等想象。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