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青: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式的历史想象
2019年03月28日 08: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8日总第1662期 作者:马建青

  虽然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苏联具体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实践提出了方案,但这些方案多多少少都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更多地局限于人道主义原理在原则上的抽象展现,从而也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悲壮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现代性危机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种种独特的历史经验表明,历史已然不再是出于人、属于人并为了人的积极力量,而成为外在于人、压制人甚至消灭人的消极力量。因此,如何拯救历史并将历史和历史性还给人,就变成了人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总体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理论中汲取灵感,并根据时代要求构建起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以期激发起潜在于个人之中的自由的创造性力量,通过个人的负责任的行动展现出真正属于个人又属于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历史性。

  作为人道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无论是极权主义之“极端的恶”还是现代文明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都源于技术理性对人及其自由生命的总体性压制。这种经由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面胜利而被推延至整个社会文化层面的技术理性企图将一切事物纳入到自己抽象的、同质的、普遍的体系之中。于是,人的现实生活以及全部生命的丰富性、异质性和多样性被封闭和禁锢在同一技术理性体系之中。伴随着技术理性登上“神龛”的是人被贬为一无所有者。如果说人尚有“自由”的话,那也只是单向度地表现为对至高无上的技术理性的臣服和顺从。换言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人成了不再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进而自由地行动并超越现存秩序的“存在”。如果人不再是马克思所讲的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从事自由活动的人,那么,人也就不可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也就不可能真正确立起自己的历史性。

  对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反抗和推翻技术理性以及拯救人的历史和历史性的最好办法是回到人性的深处,展现和激发其内在的改变世界的力量。他们从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资源,试图证明人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存在”。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比如,马尔科维奇明确将人看作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使在赫勒的个性伦理学中,个性也被看作是分有了类本质的个体的潜在可能性。基于此种理论和价值判断,他们对处于自然状况和异化状况之撕扯中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做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问题在于,即使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什么”,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自觉地行动起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理论呼吁的方式来唤醒沉睡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革命性力量,并在理论上探索此种革命性力量实现的现实条件和可行方式。

  一方面,他们以个体的道德良知和责任为核心,在所谓的后现代视域中推动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建。尽管赫勒、鲍曼和科拉科夫斯基对于重建道德责任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肯定道德责任之于人的原初性和优先性。在他们看来,在充满“偶然性”或“不确定性”的现代性之中,在“自由”已然成为每个个体的根本处境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必须自由地做出选择,并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因此,道德责任对于每个人都是无法卸除的,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不仅表现为对个体的行为以及整个生命负责,而且表现为对他人以及整个人类共同体负责。在他们眼中,只有每个人切实地承担起责任,才可能真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因而也是人类的历史。

  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探索出一条符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实践之路,以期实现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尽管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改革提出的具体方案有所差异,但他们普遍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扬弃专制和异化并确证劳动者创造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他们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目标,以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核心目标,把工人自治作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行途径。这一点在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来自何处”和“我们去往何处”这样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取决于 “我们是什么”或“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样的人道主义理论总问题。

  历史想象的界限

  无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的实践品格以及每个个体当下的创造性活动,将过去、当下和未来统一起来的做法虽不新颖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纵观19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史,可以发现,尽管历史顾名思义地被认为是人的历史,但历史从未真正地就是人的历史。在古希腊的形而上学语境中,作为人之创造物且从属于自然理性的历史是与人相对立的。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语境中,作为从属于“上帝之城”的“世俗之城”的历史是与人相对立的。在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语境中,作为科学理性同一性秩序化身的历史与人是相对立的。

  马克思真正发现了人的能动性活动及其所具有的全部革命性意味,以期通过无产阶级的历史性活动将历史拉回到人身上。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更进一步将个人的创造性力量释放出来,试图通过每个人的历史性活动将历史和个人统一起来。这种尝试和努力为打破似乎牢不可破的技术理性的霸权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注入了新力量。如果说旧的历史理论试图将历史依附于某种绝对者或者将历史绝对化进而主体化来实现人与历史的统一,那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则将人的全部能动性展现和释放出来进而通过人来实现人与历史的统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晦暗的现代性地平线上向世界传递出一条重要讯息:人不是什么绝对者的产物,人自有其绝对性,因而人的历史性拯救只能依赖于自身,而不是依赖于绝对者。

  虽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想象是深刻的,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可贵的,但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历史理论。因为它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个体的自由活动如何推出个体的自由和人类的解放。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充分释放其潜在的革命性力量,历史便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人的怀抱。但问题在于,并非每个人都会对人的实践性形成正确而自觉的认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历史的开显也就无从谈起。即使每个人都自觉认同人具有实践特质,但并不意味着他或她一定能够依其本真而行动。事实上,包括赫勒和鲍曼在内的理论家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一方面极其坦率地承认了现实中每个个体是可以做出不同选择的,另一方面试图用一些普遍的善的价值来制衡这种背离行为。这种折中主义的做法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毋宁说是将问题以更加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许他们可以辩解说,他们的历史理论本质上是批判的,历史始终是不确定的,而非历史之谜的解答。但这种辩解只能将其历史理论的局限进一步展现出来。如果将历史交付给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也就无从谈起历史的客观规律以及客观的历史真理。如此一来,历史便有可能被虚无化,遑论历史与人的统一。

  虽然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苏联具体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实践提出了方案,但这些方案多多少少都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更多地局限于人道主义原理在原则上的抽象展现,从而也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悲壮性结局埋下了伏笔。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和乌托邦主义做斗争,都在努力将他的价值理想建立在现实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显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多多少少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精神和科学精神。或许赫勒所讲的“好人”是绝对的乌托邦这一观点能够更好地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乌托邦气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研究”(17CZX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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