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发展中，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对于这一点，许多这一领域的资深专家并不陌生。但在法兰克福学派进入我国学界视野的四十年历程中，这一问题很少得到认真的对待和研究。

　　缺席的原因与后果

　　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之所以在中国的以往研究中长期缺席，其原因有三点。首先，因为由霍克海默奠定的跨学科研究的批判理论范式，在与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和文学等领域的交织中，更多带有文化理论的表现形式，而似乎少有关于现实社会关系的经济学说。其次，则因为我国学界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以佩里·安德森和马丁·杰伊等人为代表的英语学界阐释方式的影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建构更多转向了哲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并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走向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交往行为理论范式。最后一点原因，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一批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长期没有得到我国学界的研究。

　　缺失对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研究，一方面，会使得我们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把握存在欠缺；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我们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仅仅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之上的文化理论和哲学理论，而看不到批判理论更为饱满的思想整体，更无从判断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关系。这些都要借助于对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来实现。

　　从格罗斯曼到新马克思阅读的演进脉络

　　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是一个持续的、未曾中断的发展过程。早在霍克海默接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之前，第一任所长卡尔·格律恩堡就非常侧重引领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亨德里克·格罗斯曼和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格罗斯曼和波洛克不论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理论还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研究都十分精深。早在1929年，格罗斯曼就在格律恩堡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上发表了关于《资本论》写作计划变迁的研究论文；此外，他的代表作《积累规律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一书，也正出版于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几个月前。波洛克则专长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计划经济理论研究，他1923年的博士论文即题为《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此后，他又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等领域做出了一定探索。

　　格罗斯曼和波洛克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核心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在20世纪20—30年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欧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氛围影响下的表现。正因此，霍克海默对于批判理论范式的构建，从一开始就明确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与意义。

　　在霍克海默1935年发表的《论真理问题》一文中，高度肯定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了当代的社会形式。更为人所熟知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则正是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70周年而作。在其中霍克海默将批判理论的范式确立为“辩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在阿多诺那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也很早就被他纳入理论探索之中。早在他1931年的就职演讲中，就已经提及了从“商品及其交换价值的历史形象与现实形态”来追问“物自身”的可能性问题。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对阿多诺的影响。索恩-雷特尔尝试从马克思价值理论基础上解读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论探索，这一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给予阿多诺以很大启发。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很少看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过专门研究，这种现象恰恰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理论探索之中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全新变化之上。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曾经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运用了经济学的方法，这种说法正深刻地把握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理论的内核。除以上二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杰出代表之一的马尔库塞，也不乏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马尔库塞1941年出版的《理性与革命》中，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看家本领”。

　　如果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思想家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处于一种隐藏的、深层的线索的话，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则集中直接进行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施密特作为战后第一位以马克思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学者，在他的《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对《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此后，阿多诺的学生、德国六八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汉斯-于尔根·克拉尔，也展开了对商品形式问题的剖析，并留下了《马克思商品分析的本质逻辑》一文。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最大成果的，当属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这两位阿多诺的学生，自从跟随阿多诺学习，便确立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理解批判理论的目标。这两人将研究的焦点汇聚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之上。他们认识到，正是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之中蕴含了连接社会的矛盾性内容和经济学范畴形式的可能性，从而建构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学者加入到价值形式和国家形式等问题的讨论之中，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西德学界的重读《资本论》热潮中，形成了名为“新马克思阅读”的理论运动，并一直发展至今。

　　深化对批判理论内涵的理解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来不是一个缺失的传统，相反，它构成了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理解批判理论的关键支点。在今天，开展对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首先，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完整的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既往囿于英美学界阐释框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形象往往被把握为一种哲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和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主要线索的政治理论和伦理理论。在这种解释框架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中专长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者被大大低估乃至忽视。我们需要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探究，还原整体的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

　　其次，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批判理论内涵的理解。如何定义“批判理论”这一范式一直是一个富有挑战的理论任务，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批判理论的内涵，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格尔哈德·施威蓬豪依塞尔就曾指出，批判理论“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指出这种科学对于价值形式的解释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的能力和局限”。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也为我们理解批判理论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提供了入口。

　　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关重要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在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的新形式之下，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创造性解释，从而将其推进到批判理论的全新范式之中，确立了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对理论创新的要求变得日益迫切，法兰克福学派的探索也为中国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提供了些许参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