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
2018年10月25日 08: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25日第1560期 作者:王雨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是指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

  自1982年我国学术界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已近40年,并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通过回顾和反思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得失,或可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深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认识。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回顾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演变主要经历了从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实践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并与此对应形成了“资料评介式”“理论问题式”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上述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演变既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也与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密切相关。

  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关系看,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一度不仅被中国学术界看作对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解读模式,而且也成为评判中外哲学、伦理学等哲学二级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初开始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徐崇温先生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被认为是系统研究的开端,并不断拓展研究范围,直到2005年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学术界时,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正处于支配地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反思和批判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解释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学术界就被判定为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决定了当时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只能停留于对其具体理论观点展开资料评介和主观批判。

  所谓资料评介,就是通过翻译和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介绍和评述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所谓主观批判,就是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把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与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所秉承的具体理论观点作抽象的比较,并以其为标准展开批判,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和理论命题的原意,更不用说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绩是通过资料评介的方法引进和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为学术界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提供了较新的资料,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和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随着我国学术界对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由此出现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多种理解,“实践”和“人”的问题成为教科书改革范式的核心问题,出现了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本学”等多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并存的局面。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反过来引发了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理论性质的问题。学者在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支配下,依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以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融合、肢解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结果。

  相反,以“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宏大视野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和评判其理论得失,并要求实现从简单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的“资料评介式”研究方法到这种把握其内在理论问题的“理论问题式”研究方法的转向。正是由于研究范式的不同,1986—1989年我国学术界就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仅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的否定派、肯定派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而且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般地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问题转向了对具体流派、人物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学术界实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之外,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引进和评介大部分流派和理论家的理论观点,这就使得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追踪新人物、新思潮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又带来了如下突出问题。第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新流派的理论观点的评介成为一种研究趋势,而这种评介又往往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面貌。第二,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对新人物、新流派、新概念的引进,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被忽视,回避或否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谱系问题研究的必要性。第三,研究方式越来越学院化,越来越脱离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沉溺于对理论家理论概念的考证、理论逻辑的梳理,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学院化的自说自话,无法真正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对此,有论者提出,不能就国外马克思主义谈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其同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要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就是指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这一范式要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具体说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这一宏大历史视野出发,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逻辑和理论问题,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资源,从而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目的。

  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通过回顾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演变,可以发现,如何研究和评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与理论得失,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存在密切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比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更具科学性,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论题和理论实质。一方面,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不仅秉承的是以一种模式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评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准,不懂得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这一方式实现的,这一方式的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形态、多流派的发展,而且这一范式虽然能够使我国学术界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具体理论观点,却无法真正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真正意蕴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只能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停留于主观批判的层次。另一方面,“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虽然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真正意蕴和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无法完全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有机结合,无法真正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不仅像“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一样坚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宏大历史视野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求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现代化实践有机结合,明确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真正实现了其研究的价值。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要求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其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社会运动、哲学文化运动等方面入手,对其理论展开研究,把握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他们的理论问题,使之成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根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其理论个性根源于他们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哲学文化运动展开的理论创造,这就决定了要把握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理论问题和理论个性,必须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和文化传统。而把握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成为我们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资源。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能平行用力而应有所侧重,把研究重点放在那些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有促进作用的理论流派和代表人物上,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要求我们应当重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的揭示。也就是说,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应当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问题,而且应当进一步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的理论效应,以及对西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影响。从理论效应看,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思想联系,不了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晚年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无法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失误;不了解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就无法理解以詹姆逊和哈维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建构;不了解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就无法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从实践效应看,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生态运动、性别与种族平等运动、反殖民主义和反后殖民运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等都深受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问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化研究;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效应,亦有待学术界展开研究。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要求我们应当重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史、接受史及其理论和实践效应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近40年,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拒斥到接受、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其他流派还处于进一步解释和接受过程中。探寻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解释史、接受史,既能够揭示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解释史、接受史的内在关联,也有利于我们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从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史、接受史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对于我们采取何种态度起了决定作用。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看,应当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对于我们反思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缺陷,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功能、使命和理论体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我们开启诸如技术理性批判、异化问题、日常生活批判、文化意识形态研究、生态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等微观论题和论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建立起了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失误和缺陷又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偏差和缺陷。从研究方式上看,主要是学院化、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越来越盛行,由此出现了关于“学术版本”和“政治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实际上是要求把放弃对现实的介入和关怀作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代价;从研究内容看,则是在强调实践、人等主观因素作用的同时,又存在着脱离客观因素制约,片面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

  可以说,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史、接受史及其理论和实践效应展开研究,既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价值,又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 (17AKS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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