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源:在文本学研究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2018年05月31日 08: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31日第1462期 作者:杨洪源

  长期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地“走进”或“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其之于现时代究竟价值几何。为了尝试破解上述难题,本文以《资本论》文本研究与中国问题作为切入点,扼要地阐述几个观点,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

  完整且清晰地呈现《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的“思想高峰”,是理解与诠释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环节。然而,追寻文本中的思想细节同其“身后”的现实问题之间的切合关系,或者遭逢现实问题时直接去文本中找寻现成的答案,都不是“打开”经典著作的正确方法,走进《资本论》的思想世界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资本论》当时在俄国受到热捧,并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论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之时,马克思本人就觉察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他坚决反对将《资本论》作为理解人类全部历史和解决特定民族发展道路的“万能钥匙”;而且强调,只有对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加以深入的研究,然后再进行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锁钥。

  当然,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说明从而避免它,只是对《资本论》思想世界的一种“被动式”理解。它属于应用研究的范围,与思想研究相去甚远。何况我们根本无法预料一切随时出现的问题。毫无疑问,文本是创作者思想的载体。因此,回到《资本论》的思想世界,要在充分了解这一文本原貌的基础上,形成较为适宜的研究方法。

  从当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MEGA2中业已出齐的“《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部分来看,马克思从未真正完成《资本论》。准确地说,这一杰作是由大量“笔记”“初稿”“整理与修改稿”和“书信”组成的庞大“手稿群”。更重要的是,这其中还贯穿着叙述结构的不断变迁。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从两卷计划到五篇结构再到六册计划直到三卷四册结构,马克思就《资本论》写作结构九易其稿的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浸透着他四十余年的心血。

  由此可见,过去普遍依据《资本论》三卷本进行研究的方式,至少是不够充分的。理解与阐释《资本论》中包含的宽广思想视野、深邃历史意识和丰富哲学意蕴,必须紧扣《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由之,以还原写作的原始情境、文献状况及主要细节为内容的文献学研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回到《资本论》的最佳方式。但是,只完成版本考证和文本解读,对于《资本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散见于这个庞大“手稿群”中的思想及其逻辑,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从而未能完整且清晰地呈现出来。只有实现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统一的文本学研究,才是“解锁”《资本论》的复杂思想世界的正确“代码”。文本学研究之于文献学研究,犹如中国古人所讲的“大学”与“小学”之辨;前者必然以后者为基础,而两者的不同则在于“道”与“术”之别。

  直面当代现实问题

  遵循文本学研究路径,我们能够对《资本论》的思想主旨作如下概括。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及资本逻辑,揭露出维多利亚时代新兴资本家的世界的实质,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力求以改变现实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由这条主线延伸出诸多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的思想议题,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的观照和把握社会历史的方法,如“普照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和“向后思索”等;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所带来人的关系全面异化及其扬弃;简单流通中的货币辩证法;资本的本性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实质;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归旨;“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等等。

  很明显,上述思想议题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这是由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与当今时代之间有着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和同构性。尤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实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来看,更是如此。这两个时代有一个多世纪的距离,现实世界也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然而,较之于马克思的时代,当今时代只是在社会结构要素和社会现象复杂程度方面与之不同。因此,《资本论》及其思想世界不是描述特定历史时期的文献,也不是被人搬进博物馆的摆设,更没有深埋于已成为碎瓦颓垣的柏林墙中,而是依然能够诠释当代的现实问题。不仅如此,文本、历史、理论、现实这四者本身就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文本研究和历史研究是阐发理论和服务现实的基础。在此意义上,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无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以及类似的一应说法,纯粹是对文本学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一种误解。

  就《资本论》文本研究而言,它可以将马克思运用隐喻手法描绘出的场景重新呈现给世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魔法师”根本没有用“法术”召唤出资本这一“魔鬼”,而是受后者所支配来运行,更谈不上驯服它。时至今日,如何驾驭资本仍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正如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代西方思想家们各种较为保守或温和的做法,如用社会福利政策来校正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其实均没有脱离同魔鬼订立契约的迷途。

  对此,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彻底销毁同魔鬼签订的不公平契约,也就是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地消解这个问题,实现对资本的支配。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这两方面的优势,让社会主义制度支配资本逻辑,提高驾驭资本和运用资本的能力。这些都是继承与汲取《资本论》中思想精髓的真实写照。

  诠释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诠释经典与当代的关系的过程中,形式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及危害丝毫不亚于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细节有着一定的理解,而形式主义者却在对上述文本的思想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热衷于同他们眼中的“非正统”作斗争。在《资本论》取得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之时,马克思清醒地注意到一些形式主义者将他的思想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错误做法。面对法国工人党内部派系的斗争,他发出了“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怒斥。恩格斯则引用了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我种下了龙牙(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将此意译为‘我播下的是龙种’——作者注),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来讽刺当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

  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一表述切合了马克思的思想精髓。众所知周,“种龙牙”的典故出自古希腊神话。在英语俚语中还保留着“种龙牙”的用法,意指“引起争端”。不难发现,恩格斯的本意为,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掀起了足以引发人类思考自身命运的思想大论战;然而,他收获的却是只关注作为形式的斗争或论战而忽视思想、如跳蚤一般上蹿下跳与人不停争论是否为正统的“狂热分子”。

  探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一以贯之于《资本论》的思想世界。为此,马克思甚至放弃了对已经写好的《资本论》第二、三卷进行整理和修订的工作。他转而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通过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因素的分析,解释出现各种不同于英国式典型资本主义道路的文明形态的原因,为探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他也将视角转移到东方社会,探究这一文明下形成新形态的可能性。上述基于文本学研究所昭示出的马克思的“深谋远虑”,显然能够为我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作用及其合理性与必然性,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中深刻改变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并且深刻影响每个国家发展现状及前景的一种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所以诠释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需要将其置于这样的世界图景之中。就其实质而言,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态势,绝不是现时代突兀生发出来的现象,而是由“资本主义首次开创的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阐述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和人类未来文明发展形态的科学预判,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奔走”于世界各地并开辟出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就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世界历史总体性结构所带有的等级森严性质,必然会使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出现畸形、扭曲与不平衡的发展。于是,构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就呼之欲出。有见及此,这一新形态应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路线、方针和策略,而且是一种思想体系和基础理论的建树。文本学研究所得出的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有助于对于这一新形态的合理性、必然性及世界历史意义的诠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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